【專訪】「重點在於，你在這個世上如何愛人愛己」
【專訪】「重點在於，你在這個世上如何愛人愛己」
瓦爾·凱莉·卡努哈（Val Kalei Kanuha）談在文化與種族糾葛中成長的童年、出櫃歷程與親子和解，以及運用夏威夷傳統文化處理親密關係暴力的無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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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我們要分享瓦爾·凱莉·卡努哈訪談的第二部分。1970 年代有場社會運動，最初以「受虐婦女」（battered women）為名，倡議終止親密關係中的暴力，凱莉就是這場運動的先驅；她現在則是修復式正義和轉型正義（transformative justice）運動的關鍵之聲。（第一部分請參閱這裡，她在這篇文章中開誠佈公地談論了當年運動的成功與失策之處。）
在這篇文章中，凱莉將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凱莉在一座夏威夷小鎮出生、長大，爸爸是夏威夷人，媽媽是日本移民第二代。她記得自己和媽媽的關係很緊密，媽媽從小家境貧窮，後來因為嫁給夏威夷人跟家人斷絕關係，也因此極力保護自己的孩子不受歧視。凱莉笑著回想她的夏威夷祖母會從教會帶鮑魚乾等零食回家，還談到自己在 1970 年代早期出櫃時的喜悅：「說出口的那刻我整個人都解脫了，感覺終於找到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歸屬。」接著簡單談及她在夏威夷文化介入方案中，如何和親密伴侶暴力的倖存者與虐待伴侶的男性一起工作，還有從中獲得的感觸與反思。
本文一樣由史碩怡翻譯，謝謝碩怡帶領我們繼續閱讀凱莉動人的故事。原文可參閱這裡。
吳孟軒：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家族背景嗎？
瓦爾·凱莉·卡努哈：我出生在 1950 年代夏威夷希洛（Hilo）的一個小鎮，那是個美好的年代。身為戰後嬰兒潮的一員，我覺得自己很幸運，在長大後能對社會有所貢獻。我成長的環境和社區從各方面來說，都非常的純樸美好。
我爸是夏威夷人，出生在夏威夷島北端名為科哈拉（Kohala）的地方，他從我祖母那邊的家族得到一點中國血統，大概是三代前左右的祖先吧，然後還有點西班牙血統，但主要還是夏威夷血統。因此，對自己生長的這塊土地和社會而言，我是它們原始住民的後代。這個身分讓我引以為傲。題外話，我不喜歡「夏威夷原住民」一詞，因為我覺得這麼說很多餘，所有土生土長的夏威夷人都是原住民才對。
我的媽媽是所謂的「二世」（Nisei），也就是第二代日裔美國人。她的父親在 1900 年代早期來夏威夷的糖廠工作。當時第一批來夏威夷的契約勞工都是男性。後來他們決定要留下來，但又渴望與自己的文化根源有所連結──所有移民都是如此。我的外祖父於是娶了照片新娘，也就是我的外祖母小松·荒木（Komatsu Araki）。外公當時翻閱了整本相簿，挑了外婆的照片，付了船票錢，船到的時候他去碼頭按著號碼找到了外婆，這就是他們在一起的過程。
我的外公定居在希洛，媽媽和三個兄弟姐妹都在那出生，所以我們的土地家鄉對我的成長過程和生命歷程來說非常重要。這是我追根溯源的方向，是我最終會定居的地方，更希望當我前往另一個世界時，肉身最終可以回歸夏威夷希洛。
吳孟軒：你的雙親有多看重祖先的往事？母親和父親的態度有什麼不一樣嗎？
瓦爾·凱莉·卡努哈：我和我的日本〔外〕祖父母不太熟，因為媽媽嫁給爸爸後就和他們斷絕關係了。她的父母希望她嫁給日本人，而且覺得嫁給夏威夷人是最糟的選擇。如果是嫁給夏威夷白人（haole，夏威夷白人或外國人）或許還沒那麼糟，但他們大概還是會不太開心。即使定居夏威夷的日本人大都是來自貧窮鄉村的農夫，他們卻打從心底相信向上流動的概念，而且認為自己比夏威夷人優越。夏威夷人和亞洲人之間一直存在著這種緊張關係。
我的外祖父母住在歐胡島（Oahu），坐飛機一下就到了；但我一直到 10 或 11 歲才有機會去拜訪，那也是我第一次搭飛機。外公外婆他們從未見過我父親或哪個外孫，我想他們可能是想在臨終前和母親修復關係。因此，我們全家飛到了島上的檀香山和外婆見面，外公在母親 20 來歲時就過世了。
不過我的母親千歲·荒木·卡努哈（Chitose Araki Kanuha）教了我們許多有關日本的知識，也聊了不少早年在夏威夷的生活。她分享了種種故事，談當時的農業生活多麼艱苦，說她的成長過程有多貧困。外祖父母是來到夏威夷的「一世」（Issei，第一代日本移民）。當年這些「一世」是以契約勞工的身分來，決心有天要返鄉，因此為了保有文化傳承，都將長子女送返日本接受日本教育。這些孩子被叫作「歸美」（Kibei/帰米，父母為日僑並在日本受教育的美國公民），就是像我大姨那樣的孩子。大姨是媽媽家族的長女，13 歲以前都住在夏威夷，有天她爸媽說：「你要回日本了。」大姨不會日文，那些日本親戚她一個也不認識，卻就此失去了在夏威夷和家人一起生活的機會。我想她青少年時期在日本的生活一定很辛苦又孤單，因為親戚也都很窮，根本不想多照顧一個孩子；很多夏威夷第一代日裔美籍移民的小孩都有這樣的經歷，那一代大多數的「歸美」現在都已經過世了。
我小時候和夏威夷奶奶貝琪·妮妮努亞·亞克爾·卡努哈（Becky Niniau Arce Kanuha）住在一起，她是對我影響最深的人，和她一起生活也是我這輩子最幸福的事了。這種跨世代的連結對我來說很重要，她和我們講述了許多有關夏威夷文化的事，還有她在這座島上的成長故事。我的父親也會跟我們說各種故事，但他生長在對夏威夷人有諸多歧視的時代，這個問題與夏威夷群島的殖民背景密不可分，尤其受到早期基督傳教士的影響。
雖然奶奶的夏威夷話很流利，但父親不准她對我們說母語。我們只有在她講電話或和朋友聊天時才能聽到她說夏威夷話，在家裡她絕對不說。父親讓奶奶搬進我們家，盡了照顧她的責任，因此奶奶很尊敬父親，但父親對她卻很冷淡，甚至可說是態度惡劣。我們這些孫輩很愛奶奶，想不明白為什麼父親會這樣。
我最大的悲傷和失落，有部分來自於深受殖民文化影響的父親，他不許我們學習或談論任何和夏威夷有關的事，反而是母親很堅持要守護我們身上的夏威夷文化存續。舉例來說，有次我有機會去專為夏威夷小孩而設的卡美哈梅哈學校（Kamehameha Schools），結果我爸不准，可媽媽卻很支持。現在回想起來，覺得好險沒去，因為那是位在另一座島上的寄宿學校。但我想媽媽這麼支持，是因為她很開心自己嫁給我爸，覺得自己能透過他與夏威夷產生連結是很棒的事。母親用這個方式證明：她沒嫁個某個日本男子，而是選了我父親，這才是選對人了。
吳孟軒：對你母親來說，二戰時期在夏威夷的生活是怎麼樣的？
瓦爾·凱莉·卡努哈：她那時大概 20 歲出頭。對女性（尤其是日本移民女性來說）來說，可以選的工作大概只有老師或護士，所以她選擇了皇后醫院（Queen's Hospital）附屬的護校，二戰爆發時她剛拿到護理學士學位。皇后醫院現在已經是太平洋地區的頂尖醫院。
她和我們聊過，她當時被派去醫院照顧那些在珍珠港轟炸時受傷的軍人。其中一件讓我深感震憾：所有日裔美籍護理師都不准照護受傷的美國軍人或船員，因為就算護理師是美國公民，還是會被懷疑是叛徒，或是覺得她們會認為這場惡名昭彰、成為二戰導火線的事件情有可原。她跟我說，她們走過受傷軍人的病床前時，必須把自己的臉遮住或看向別的地方。
在某種程度上，母親逃過了當時日裔美國人最慘的遭遇。那時的生活真的很苦，大蕭條時期外公在希洛的雜貨店破產了，因為覺得太丟臉，全家從希洛連夜搬到檀香山。他們住在檀香山市內貧民區的「睦鄰之家」（settlement houses）
，外婆去白人家中煮飯、打掃和帶小孩，男人們（外公和舅舅們）則是替大宅院做園藝粗工。因為他們都不會說英文，也不懂白人的行為模式，便遭到許多白人家庭的不當對待。但他們從未被迫遷往他處或遭到逮捕，我想這是因為他們一貧如洗，既沒房也沒生意。由於是移民中最窮的那群，不會造成什麼安全危害，也因此免於承受最糟的後果。但跟其他夏威夷人一樣，他們有長達三年的時間都生活在戒嚴之下，必須忍受美軍實施的宵禁、採指紋、隨機臨檢以及其他限制。
郭怡慧：你爸媽是在哪相遇的？
瓦爾·凱莉·卡努哈：我媽媽從護校畢業那時，夏威夷島正面臨護理師嚴重不足的窘境。我想她是想要回到出生地希洛，也想要當公衛護理師，所以就申請了那裡的職缺。
爸媽在一起的故事很精彩。我媽都固定在一間藥局吃午餐，就位在她工作的希洛衛生所那條街街尾。爸爸當時在一間家具公司工作，和藥局隔沒幾間店面，所以他也會去藥局吃午飯。媽媽當時不太和日僑以外的人互動，但很快就被爸爸迷倒了，因為他真的很風趣又帥氣，而且還開著一輛紅色敞篷車！
他們相遇時，母親大約 25 歲，懷我大哥時大概 27 歲，接下來又生了三個小孩。其實那時這樣已經算晚生了，但她希望先穩定自己的護理工作再生小孩。我覺得媽媽是走在時代尖端的女性主義者，但我是上了大學才知道她看待事情的觀點有多麼非比尋常，尤其她是在 1930 年代的美國長大，身分又是日本移民的二世女兒。
郭怡慧：你可以說幾件她最不同凡響的事嗎？
瓦爾·凱莉·卡努哈：爸媽沒有灌輸我們太多信仰觀念。奶奶跟很多夏威夷人一樣，是虔誠的摩門教徒，那又是另一段故事了。不過我爸十分反對摩門教，媽媽當然是信佛教長大的，但在成年不久後加入了衛理教會（Methodist），想不到吧？可是他們都說：「我們沒打算在生活中加入什麼宗教活動，不過你們想怎麼做都可以。上教堂不是我們家的作風。」這真的很不尋常，我們身邊的人家裡或多或少都會進行一定的宗教儀式，更別說那還是在 1950 年代的夏威夷。我媽鼓勵我們找出信仰對自己生命的意義，我爸對這個議題則是不予置評。
再舉另一個例子，媽媽嫁給我爸後，保留了她娘家的姓氏「荒木」。她的法定姓名是「千歲·荒木·卡努哈」。旁人都會問她：「那是你的中間名嗎？」她會說：「不是喔，那是我父母給我的姓和我先生的姓。」1950 年代沒人這麼做，但她就是不一樣，而且她從未放棄這個堅持，連簽名縮寫都是「CAK」，Chitose Araki Kanuha。
如果有人因為我們是夏威夷人而出言侮辱，或是把我們趕出游泳池或遊樂場等公共場所，她都會為我們挺身而出。她總是勇於對抗種族歧視，特別是和我們的夏威夷血統有關的事。舉例來說，有人會說我們有一半的日本血統很幸運，媽媽就會說：「他們也有夏威夷血統。」小時候會覺得丟臉，就跟她說：「媽～你不要這樣。」她會告訴我們：「誰都不能因為你是夏威夷人就罵你。」不論何時何地，只要有人不當對待媽媽或我們，她都會直接反擊。那時是 1950 年代，以一位來自較低社會階層的日本女性來說，這種勇於反抗的態度不僅罕見，也難以為人接受，因為對那些手握權力的人來說，「回嘴」是一大禁忌。
媽媽也沒受過相關議題的教育，我想她只是隱約知道是非對錯的界限。我覺得她嫁給身為夏威夷人的爸爸，就是為了反抗日本文化中倒退且壓抑的部分。高中時，我會蹺課（不是去做壞事，我可是乖乖牌書呆子）去媽媽的辦公室找她，她都會問說：「你不是應該在學校上課嗎？」我說：「對啊，但我想來找你。」她就會回說：「好吧，那一起吃午餐！」我跟媽媽真的是感情很好的朋友。
郭怡慧：聽你這樣說，讓我好期待自己與女兒未來的關係。
瓦爾·凱莉·卡努哈：對吧？我媽差不多在 10 年前死於阿茲海默症，看著她病情日漸惡化，失去所有記憶和對身體的控制權，真的是很悲傷的事。她的病程進展得很快，從診斷出疾病到過世不過短短五年的時光。媽媽生病後還是和爸爸住在一起，家中其他人也會一起照顧她，但最後她只記得我了。不論離我們上次見面過了多久，她遠遠地看到我，就會叫我的名字。走到生命的最後，她忘了所有人，卻沒忘了我。
我太想媽媽了，每天都會為此哭泣，但我知道她一直都在我身邊。有了女兒後，我更加地思念她，多希望她能陪我一起看著年幼的女兒長大。
吳孟軒：我們還有好多問題想問，但首先想多認識你的奶奶，可以聊聊她對你的影響嗎？
瓦爾·凱莉·卡努哈：當時和長輩住在一起很常見。奶奶大概 50 來歲，搬來和我們住的時候已經退休了。是我媽堅持要她搬來的，不是我爸。一直到我 16 歲前，奶奶都和我們住在一起，她從煮飯、打掃、洗衣、園藝到照顧孫子，無一不包。我和奶奶的關係緊密得不得了。在夏威夷文化中，長者的角色十分重要。但我直到很久之後，才知道不是所有長輩都像奶奶一樣。奶奶根本是模範好祖母，她溫和慈祥、善解人意、慷慨大方且幽默風趣。她是虔誠的摩門教徒，每次從教會回來都會帶些糖果或鮑魚乾等小點心給我們。
奶奶沒受過太多教育，好像只讀到小學六年級。她媽媽在生她的時候過世，奶奶於是由她祖母扶養長大。所以面對後代時，她覺得有義務要照顧孫子，也希望傳達給下一代尊重他人、心地善良、幽默有趣以及懂得生活樂趣等價值，就像她自己一樣。我小學時如果跑出去玩，她還會幫我做數學作業，而且是長除法喔！
以前我晚上會偷溜下床，跑去跟奶奶擠在一張超小的單人床上睡覺。有時我半夜會尿床，她會輕輕地把我抱起來放在地上，換好所有床單後再幫我換睡衣，接著再抱我回床上，隔天早上完全沒人會知道這件事。這些畫面都深深印在我腦海中，不時告訴我奶奶有多慈祥。她從不曾因此罵我，而且還一直讓我睡她床上！
近期這些阻止選民投票（voter suppression）
的行為，也讓我想起奶奶當時每場選舉都會到附近的投票所工作。她是第一代受到美國殖民的夏威夷原住民，但還是覺得自己有義務支持投票這項美國文化的精髓。媽媽和奶奶是我人生中最具影響力的人，我能成為今日的我都要歸功於她們。
吳孟軒：聽你這樣說好感動。可以請你多聊聊你是怎麼覺醒為女性主義者的嗎？你的人生中顯然有不少優秀的女性楷模，但你自己又是如何摸索出方向的呢？
瓦爾·凱莉·卡努哈：我從小就會把樹上掉下來的小鳥或馬路上找到的昆蟲帶回家。我的手足跌倒磨破膝蓋時，我會幫他們貼 OK 繃。我也會把路上的垃圾撿起來丟，這類的事不勝枚舉。我好像一直都跟別人不太一樣。
我想我是繼承了母親身為護理師的某些天性，還有對抗不公不義的態度。但一部分也是我的雙親和奶奶真的都非常善良又受人尊敬。如果我們兄弟姐妹對彼此說難聽的話，就會被他們罵，還會提醒我們：「你們不可以這樣對彼此講話。」
隨著自己更加投入女性主義運動，我見證到不同世代與背景的女性同心協力，希望能夠撥亂反正。在女性主義運動中，我們不會孤軍奮戰，永遠並肩作戰且為彼此而戰。這都是母親和奶奶帶給我的直接影響。
吳孟軒：出櫃對你來說很痛苦嗎？還是天時地利人合，自然而然就發生了？
瓦爾·凱莉·卡努哈：我成長過程中不認識任何女同性戀，覺得自己偏向性別流動（genderfluid），但在 1950 年代我們稱自己為「男人婆」（tomboys，即 TB）。有趣的是，我女兒也是性別流動的，我很替她開心。我看見的是，她和男生女生都處得來，我當初也是這樣。我很清楚知道這不是受到我的影響，她天生就是如此。
回到你的問題，我出櫃的過程主要發生了兩件重要的事。第一件事是我愛上了大學摯友，她當時好像在跟某人交往，而我以為她們只是好朋友，然後因為一些擦槍走火、順便出櫃的好笑意外，我對她的感覺變了，覺得自己深受她的吸引。在經過 50 餘年的時光、各自交過數任女友後，我們仍然是很好的朋友，其實我們昨晚就傳訊息聊了一下。和我分手的多年後，她來夏威夷找我，然後愛上了某個人並待了下來，已經在這裡住了 30 幾年。
總之，當我愛上那位好友時，我真的覺得自己的心要爆炸了。我發現那是完全不同的愛，不同於我對媽媽、奶奶或朋友的愛。同一時間，我也有種自由解放的感覺，覺得終於找到自己在這個世界的歸屬。我突然明白，自己一直以來被那個「我不該愛上女人」的想法束縛，這件事根本不公不義。愛上她的那瞬間，成為我尋求解放和追求正義的養分，當然也是我成為女性主義者不可或缺的一環。
第二件事就令我難受了：我向父母出櫃時，他們深受打擊，媽媽更因此臥床不起。
郭怡慧：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
瓦爾·凱莉·卡努哈：當時是聖誕假期，我從大學返鄉過節，決定趁這個機會跟他們出櫃。媽媽聽我說完馬上就淚流滿面，然後倒臥在床，一直到我幾天後離開了才起身。所以我的出櫃過程真的非常地痛苦，有段時間我和家人變得疏離，但只持續了短短一年左右。多年以後，爸爸跟我說：「你知道嗎？當你動身回美國時，我們以為自己再也見不到你了。媽媽心都碎了，我也很傷心，但不是因為你愛上波莉，我根本不在乎你愛誰，我擔心的是我們會永遠失去你。」
從那個時間點開始，我們才又恢復聯繫，開始修復關係。不僅如此，爸媽對我的每任女友都超好（其實也才三任啦）。〔我們和受訪者都笑了。〕他們會寄禮物來，我們常常返鄉拜訪，他們也會來找我們玩，所以我們可說是完全合好如初了，但整個轉變過程實在非常艱辛。我媽媽說，她是怕我永遠都會遭到歧視，她說：「我不希望你和別人不一樣，我一直都很擔心你。」而且她以為自己永遠不會有孫子了。我說：「和女人在一起，不代表我不能有小孩啊。」她則回說：「我知道，但就和普通人不一樣。」聽到她這麼說，讓我有種解脫感，但也成為我人生中最為受創的經驗。
吳孟軒：家人為什麼會改變態度，對你的性向更加接納？或者你才是一直敞開雙臂歡迎他們的人呢？
瓦爾·凱莉·卡努哈：你知道我怎麼想的嗎？我覺得是對彼此的愛超越了一切困難。我不斷地寫些小紙條和短訊之類的給他們，過了一段時間後我說：「我想要回家，如果你們真的不希望我待在家，我就去找我的兄弟姐妹。」最後，我某次寫了這類內容後，他們說：「你一定得回家找我們。」
我衷心相信他們不想失去我。對他們來說最困難的事，是下定決心要愛我這個人勝過於痛恨我是女同性戀這個事實；他們珍惜家族的連結，遠大過於擔憂我異於常人、這輩子將處處碰壁。我想，他們最後終於明白，我一直把自己的人生過得不錯，以後一定也會如此。
爸媽都很喜歡我出櫃時的那個女友和我每一任伴侶。時間快轉到 40 年後，我媽阿茲海默症末期時，在我所有女友中，她只記得我的初戀女友波莉。她會說：「波莉最近如何啊？」我回道：「你記得她嗎？」她說：「她是你在威斯康辛（Wisconsin）朋友啊。」我心想，什麼？那是 40 多年前的事了，爸媽還是很喜愛她，直到最後一段路都是如此。這些事對我來說很有幫助。我剛剛說的這些，都是我們能夠再度團聚的原因。
我想，在 1970 年代以夏威夷人的身分長大，然後又以女同性戀的身分出櫃，確實大大影響著我的人生樣貌。從小我就覺得自己不會結婚，因為無法想像自己嫁給男生！當時，我感覺永遠不會有人用男女相愛的方式愛我。雖然我有很多男生朋友，但我對他們一點興趣也沒有。我以為是自己有問題，直到出櫃後，才明白我正常得很，只是還不知道自己是誰而已。那段時期我成長了許多，也變得更加坦率了。
我大學是在威斯康辛和明尼蘇達就讀，這兩個州都是自由政治的堡壘。當時是反戰運動的高峰。我在明尼蘇達參與過示威抗議，我去核電廠抗議，去漢威聯合（Honeywell）抗議他們製造武器，然後遭到逮捕；後來參加塞內卡福爾斯（Seneca Falls）的「女性靜坐抗議」（Women’s Encampment）活動時，又在當地的一處軍事基地抗議現場被拘留。接下來我照樣繼續參與這些運動，後來開始從事反暴力運動的相關工作，才真正找到自己的歸屬。
我是為了榮耀祖先才做這些事的，以前不明白，但現在我非常肯定。我由衷地相信，關於我的一切以及我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祖先指派給我的任務。
郭怡慧：我知道回到夏威夷對你來說意義重大，可以和我們聊聊你的工作嗎？
瓦爾·凱莉·卡努哈：回夏威夷是為了把我在美國的所見所聞所學帶回家鄉。夏威夷和我一樣需要彼此。我帶回來的做法不需要靠政府來解決家暴問題。我需要與我的文化重新連結，畢竟那時我當草根倡議者已經 20 年了。
草根社運人士大多是夏威夷原住民、菲律賓人、亞洲人和亞裔美國人，他們都非常聰明而且致力貢獻夏威夷在地社群，這下終於有機會運用夏威夷文化來設計一套不同以往的做法。我想要做更多療癒方面的工作，想要把施暴者和加害人都納入規劃，想要採取更家族性的做法。我們就是成功申請到一筆 200 萬美元的補助金，可以拿來為家暴問題設計一套符合夏威夷文化的介入措施，並體現傳統精神：「阿羅哈」（aloha，愛與關心）、尊重，以及與祖先和長者的連結。
我漸漸熱愛和受法院強制加入團體的男性一起工作，因為我明白他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明白他們有多需要幫助。你知道，我們女性在情感表達方面聰明又誠實多了。我也認為，婦女運動架構性別解放的方式，是為了讓女性有機會說出我們認為不公不義的事，講出我們打從心底珍重的事。我們的工作讓倖存者的聲音能被聽見、能述說自己的故事，能受到肯定。
不過，這些活動讓那些錯待伴侶的男性感到震驚，他們訝異自己居然有能力說出想說的話、表達自己的感受──自己竟然能哭泣、道歉、傾訴。父權主義和權力結構不僅要求他們控制別人，還要控制自己。父權主義不許男人承認自己害怕、不安或犯錯──那些都是女人的特質。厭女情結教男人要避開、壓抑、處罰或控制這些女性化情緒。每當小組成員看清這些真相時，他們最後都會放聲大哭，握住對方的手、互相擁抱。他們會說：「我從沒這麼做過，我竟然擁抱了不熟的男性」
我認為，這項介入方案中最棒的是，我們的行動帶來的各種可能。我們除掉了施暴者被妖魔化的惡名，強調倖存者的力量和韌性，提醒了我們夏威夷文化裡、夏威夷人身上（以及所有文化和族群之中）愛的天性。這項方案讓我們從政治的角度看見自己失去的東西：在殖民之前，我們會運用社區責任的力量來處理家庭和家族暴力問題，但在殖民主義的影響下，西方的司法手段取而代之。我們的工作就是透過文化的力量來找回完整的自我，不僅治癒了倖存者，還可以修復那些傷害他們的人，最終成為療癒我們族群的助力。
關於譯者 史碩怡
譯界打滾十多載，人生路上身分不斷轉換，惟翻譯是生命中的常數。除主攻多種領域的英中文件翻譯，另有出版譯著：《啟動自癒力，和腰痠背痛說拜拜：德國人手一本的背部保健聖經》、《16/8間歇性斷食聖經》、《告別玻璃心的家長強心針》。
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is interview is here.
編註：「睦鄰運動」（Settlement movement）是 19 世紀末於英國興起的社會改革運動，1920 年代盛行於英美。運動中建設了許多「睦鄰之家」（settlement houses），提供貧困家庭住宿、教育、托兒、健康照護等服務，中產階級志工也同住此地與救助對象一起生活。
譯註：「阻止選民投票」（voter suppression）是指透過過阻止或防止特定人群投票來影響選舉結果的策略，其目的與競選活動相反，不是試圖說服人們投票給某個政黨，而是減少投票給他黨的人數。
第三段爺爺奶奶應該翻譯成外公外婆，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