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闊之路》是《A Broad and Ample Road》的中文版。我們會陸續翻譯以前寫的文章，近期也會刊出新報導。感謝您閱讀，要是您想提供我們意見，或回應各篇文章，可以留言或直接回信、寄信到我們的信箱：ampleroad@substack.com。我們同時在臉書上設立了粉絲專頁，您也可以在粉專與我們交流。
For the original English-language version of this essay, in which Michelle reflects openly about wedge issues in marriage, discovering heritage through your partner, and moving to Taiwan, it’s here.
關於 郭怡慧
郭怡慧（Michelle Kuo）是在美國出生成長的台灣移民後代。從哈佛學院及哈佛法學院陸續取得學士及碩士學位以後，多年間從事與囚犯和非法移民有關的法律扶助工作，後來在加州認識了現在的先生——成長於台灣的吳孟軒（Albert Wu）。2014年，孟軒獲聘赴巴黎美國大學任教，怡慧決定追隨丈夫，並也在該校取得教職。夫妻兩人最近返回台灣定居。怡慧遷居到父母的故鄉，同時卻與多年前的他們一樣，成為一片新土地上的移民；她在這篇文章中對這段心路歷程做了一番思索。 怡慧另著有《陪你讀下去》，是記錄她在偏鄉與監獄教學經驗與反思的回憶錄。
關於譯者 徐麗松
台大外文系畢業後，於法國巴黎第七大學、里昂第二大學及高等社會科學院修讀語言學及跨文化研究，並在法國及台灣從事英、法文翻譯等工作。譯有《陪你讀下去》、《父親的失樂園》、《小王子經典珍藏版》、《風沙星辰》、《夜訪薩德》、《法式誘惑》、《地糧》、《遣悲懷》、《世界之用》、《歐洲暗影》、《沒有地圖的旅行》、《騎乘鐵公雞：搭火車橫越中國》、《窮人》、《走路，也是一種哲學》、《納粹的孩子》、《小小國》、《不忠辭典》及眾多其他作品。2015 年以《夜訪薩德》獲第一屆台灣法語譯者協會翻譯獎首獎。
大家好！
稟報一個天大的消息：今年夏天，我們就要遷居到台灣了。這是個非常煎熬的決定。我們還沒告訴很多人，部分原因是我們不知道該怎麼談這件事。簡單說吧：孟軒有一些個人理由必須回台灣，而且他在台北找到了一份夢寐以求的研究工作。
我對這個改變有什麼感覺？
2012 年，我開始跟孟軒交往的時候，他告訴我他很愛台灣，並且夢想著有朝一日要回到那裡去。我相當確定自己當時哭了。我說，我的人生在美國；我無法想像自己離開這個國家。兩年後，他謀得一份在法國的教職時，我非常掙扎，不願意放棄我的家人、朋友，我的美國律師執照，以及我們在舊金山灣區的社群生活。那時我和同樣活躍於移民社群的律師兼社運人士密切往來，也已展開這輩子最充實的專業生涯，透過「監獄大學計畫」（Prison University Project），在聖昆丁監獄（San Quentin Prison）開班授課。我心愛的人們大都生活在加州，我知道一旦離開，自己會深深想念他們，飽受思念煎熬。
為了他的事業而遠走他鄉，這件事差點毀了我們的婚姻。好幾年間，我們被卡在某種循環裡：我會跟他說我不快樂，他會說他願意為我放棄學術生涯，然後我會回他，「你覺得我是那種人嗎？我永遠不可能要求你放棄你熱愛的事。」除了極少數的幸運學者，大家都知道，一而再再而三申請職務、然後被拒絕的過程嚴重磨損心智、殘害靈魂，但為了拿到終身職位，任何機會都不能放棄。於是我們在法國住了下來。我相當幸運，巴黎美國大學給了我一份教職，對我非常禮遇，幫助我成長。我的同事和學生們都很棒，他們不斷激發我的靈感。我也知道，到國外生活是很多人夢寐以求的特權。然而，學術界的生涯從來不在我的規劃中，因此我不禁反覆想像自己在美國的事業原本應該會是什麼樣子。
婚姻這種事，沒人能教你的。在學校你什麼都學得到，就是學不到婚姻。假設你的父母不是理想終身伴侶的典範，你也很難不認為自己會複製那種相互腐蝕的行為模式。所有婚姻中都潛藏分裂的因子，說起來我們算是幸運，因為我們之間只有一個分歧點——在哪裡定居的問題；不過這個問題確實對我們造成了壓力。它的出現方式類似那種糾結在內心的怨氣，在不斷扭曲和加深之後，某天忽然爆發，然後兩個人都無法克制地哭起來，大聲問自己這樣的關係要怎麼走下去。2018 年，我們之間發生了這種情況。
當時有位朋友告訴我，在婚姻或者任何朋友關係中，最棒的事就是明白另外那個人允許自己離開，同時自己也允許他離開。我跟孟軒就是這麼做的。我們討論兩人之間是否已經結束；我們給予對方斬斷這段婚姻的選項。我內心一直在想，為什麼我不能隨心所欲——為什麼不能住在我想要的地方，保有既有的朋友，實現我的憧憬和想望？然後我做了決定：能認識孟軒並獲得他的愛，我等於中了樂透。我們原本都可能找個不對的人結婚，但我們沒有。於是我們再次互相許諾。我們寫下新的誓言，一切重新開始。
大多數爭執中，主要的問題不是他，甚至不是我們，而是我自己的執念和糾結，我自己的錯失恐懼症（FOMO）。我在許多照片上看到文人、作家在布魯克林晃遊的情景；我陸續讀到在美國的朋友接受訪談的報導，他們在我仰慕的幾間非營利機構順利升遷、發展得有聲有色，而那些都是我本來可以發揮所長的地方。現在他們成了專家；他們說話的語氣帶著自信與道德高度，而我不禁心想，自己過去服務被剝奪公民權的群體時，也曾展現出那樣的氣勢。他們已經找到我在人生中最渴望的東西：使命感。假如我人在那邊，我當然也可以成為支配者。（某次爭吵時，我大聲說出這點，結果孟軒對我的用字大吃一驚：「你以為你是科技大哥1喔？」幸好這件事後來成為我們家的笑料。）
現在我才明白，這種不甘心移居國外的心情是多麼美國。當然，一部分原因確實是工作方面的考量：我的自尊和自我價值，實在根植於自己在美國能與他人建立連結並幫助他們；能夠跟我所屬群體之外的社群——無論是奧克蘭的拉美移民、阿肯色州的黑人家庭或波士頓的遊民——建立信任，對我而言意義重大；正如我所擔心，來到法國，我缺乏人脈、語言不通，那一切大都消弭於無形。不過在我們準備再度遷居的此時，我又開始思考那份不情願揭露出什麼，它透露了一些更深層的東西：我的身分認同焦慮，我的美國地域性，某種對全球意識的欠缺，我也為了難以施展話語權、享有能見度的前景感到恐懼不安。我開始量度自己從小到大一直在執行的那種隱形心理勞動：如何用英文友善地打招呼，消除店員疑惑的眼神；如何三不五時聊《歡樂單身派對》（Seinfeld）、《辛普森家庭》（The Simpsons）、運動賽事……（好吧，我承認我沒辦法聊運動賽事。）如何發出「我不是外國人」的訊號，表示我跟他們是同一群人，藉此讓他們覺得安心。
成長過程中，我這一代的中產階級亞裔美國人，一直意識到自己走在一條融入美國的清晰路徑上，而那條路徑仿擬著殖民主義對世界的龐大假說，亦即：往上爬升之路意味著從東方遷往西方，從顛沛流離走向安定富足，從邊陲邁向中心。我聽過一些成功亞裔美國專業人士發言，他們不需在特定地點工作，對移居亞洲的想法不屑一談：「我太美國了，怎麼可能在那邊生活！」聽到這種話時，我不只看到若干年前的自己，而且更尖銳地感受到那種力爭上游的企圖、證明自身的欲望，在父母與自己的人生旅途間維持某種連續性的需求，以及對美國境內不同群體的真誠之愛。我看到某種自我防衛與不安全感轉化成堅定的忠誠：我對亞洲所知不多，我已厭倦其他人問我關於亞洲的事，所以我要加倍強調我屬於這裡。我在這裡可以自由進出，帶著美國人的身分遊走。我是美國人，而我還必須持續努力證明這點。
法文中沒有相當於「亞裔美國人」（Asian-American）這樣的詞彙，法國人甚至無法真正意會這個詞語的意義，以及它在英文中如何運作。住在法國這段時間，屢次有人問我來自哪裡；如果我說 Les Etats-Unis（美國），對方通常會繼續問下去，直到我給出他們想要的答案：台灣（我也常常得回答「不，不是中國」）。當然，多數亞裔美國人都有過這種經驗。不過我的情況是：在法國，我發現自己盼望那些外國人知道我英文完美無瑕，教育程度高，而且不是來自亞洲。然後我又滿心厭惡地打住這種想法：誰在乎我會不會說英語？我這樣不是在搞階級主義嗎？來自亞洲有什麼不對？難道我以為，如果他們知道我來自美國，他們就會對我比較好？（而假使真的如此，他們不就變成很可怕的人？）我到底是要對誰證明自己？
*
遷居台灣也意味著另一種波折。照理說，這是一條歸鄉之路。但那不是我的家鄉，而是我父母的；況且有次我母親聽到我對陌生人說她來自台灣時，還大聲對我強調：「我都已經住在美國四十年了欸！」我有點嚇到，心想她為什麼會有那種反應？她應該對自己來自台灣感到驕傲才對吧？多年以後，住在法國的我才終於開始領略當時她的心情。
去年十一月，孟軒和我開始考慮遷居台灣那陣子，我們會聽《該說再見了》（Time to Say Goodbye）這個 podcast，節目主持人是三個跟我們年齡相仿、而且很有想法的東亞裔美國人。在其中一個單元裡，他們轉述了一段談話，在那段話中，主持人之一杰‧姜（Jay Caspian Kang）的爸爸將返回亞洲生活的人形容成「魯蛇」。然後他們開始剖析這個概念。他們用分析方式冷靜探討這件事，言談中沒有那種打算回亞洲的人可能感受到的沉重焦慮。後來他們互相問：「你會考慮移居亞洲嗎？」只有一個人對這選項算保持開方態度。
聽到他們討論這件事時，我的心一沉。孟軒也一樣。那是個星期天早晨，我們家小寶貝剛開始學走路，我們一邊呆望著她，一邊試圖釐清到底是什麼讓我們心情那麼糟。美國那邊的人，尤其是亞洲人和亞裔美國人，真的是那麼想的嗎？我們準備變成魯蛇了嗎？
對於生長在台灣、後來才移居美國，並希望有一天能返回家鄉的孟軒而言，這個問題非常殘酷。這件事證實了他的懷疑：美國亞裔對他的家鄉抱持輕視態度，而這種心態濃縮呈現在一句幼稚的侮辱話語中。在孟軒心中，台灣激發出來的感受是愛與驕傲、溫情與思念。他記得每年從新竹回到祖先的故土，在東部的山陵掃墓，聽上了年紀的親戚講古；那些長輩受教育是日治時期的事了，所以他們的母語是日語。這個問題還有一點刺傷了他——它再度攪起與學術界有關的焦慮，因為無論學界搬出什麼說詞，事實上這個圈子向來習慣不假思索地複製全球性的階級秩序。（就算亞洲各地的研究機構和大專院校擁有一流水準，「頂尖」院校仍舊是在美國和歐洲，而學術界人士很難從亞洲的研究教學機構轉換到歐美的頂尖院校任職。）那個單元中的討論，清楚說明了孟軒會因為返回家鄉而失去什麼——他等於是自願出局，從地圖上消失。
在我的成長過程中，返回家鄉的移民都是混得不夠好的人，不是丟了工作，就是一直無法消除濃重的外國口音。一些在當地不受歡迎的人。對於一生都在學習如何融入美國的我而言，如果那種長年的心理勞動化為烏有，如果我在美國所獲的進步成為枉然，那是非常可怕的事。難怪我的父母對我返回台灣的念頭感到錯愕——他們這輩子一直努力從東方融入西方，而我卻打算回去。這是為什麼？
然而，有一條路可以讓歸鄉這件事不再是一種失去，讓全球階級秩序不再像我父母那個年代那樣嚴重左右人生。看到今天的 Z 世代亞裔美國人在這條道路上已經走了那麼遠，我感到無比開心。我在學生身上發現的開放胸懷和好奇心令我感動、振奮，那些特質激發我想像另一種自我圖像——一個不再需要掌握話語權、不再需要本地人身分的我；那樣的我懂得讓自己處在脆弱的狀態，藉此學習新的文化、展現與當地的團結。這點讓我想到「朝聖」的概念：帶著某種使命感，離開熟悉的地方。這就是我的父母所做的事：跟所有移民一樣，他們也是朝聖者。他們來到美國，目的是讓他們的小孩享有更好的生活。小孩則應該努力「使他們的犧牲不會白費」（這是很多人掛在嘴邊的話）。但這意味著什麼？什麼東西能讓犧牲不會白費？難道我們不能換種方式定義「成功」，讓為人父母者覺得根已紮得夠深、人生已夠安定，因而願意讓子女再度成為朝聖者，在旅途上繼續邁進，不在原地打轉？
*
一個很有智慧的朋友曾告訴我：「在婚姻中，你得到的一切都是你經過權衡而來的。」我完全明白她的意思：假如孟軒沒有那顆學術心靈，沒有那股對歷史的熱情，沒有那份對台灣的摯愛，我就不可能用現在這種方式去愛孟軒——即使那些事在很大程度上為我們的婚姻帶來重重障礙。一直有人問我，我之所以愛上他，是不是因為他來自台灣；我是不是下意識地想要讓我的父母高興？我是不是刻意要找跟我一樣是亞裔的人交往？當然不是，我總是這麼說。畢竟讓我們決定走在一起的，都是一些與亞洲完全無關的事：我們的共同興趣是非裔美國人的歷史和抗爭運動，解放神學（liberation theology），還有瑪莉蓮·羅賓遜（Marilynne Robinson）、澤巴爾德（W. G. Sebald）這些作家。我們開始在一起的時候，並沒有真正談到美國亞裔方面的事，因為他對這個部分所知有限，我們也不太會談台灣的事，因為我對台灣所知很少。
不過當然，當我宣稱他的文化背景與我們相愛這件事完全無關時，我是在矇騙自己。就像所有形式的否定，我不想面對自己有過盲點這個事實，也不想處理這一切所隱含的癥結。因為，假使我承認他的東亞特質引發了我的興趣，那麼我就必須同時承認這點：在我遇到孟軒以前，我一直傾向於忽略像他這樣的人；進一步說，我一直不願看到他的根源所在、地球彼端的那個地區。
在過去十年中，孟軒總是對我訴說台灣的美好，他的「親台主義」慢慢對我產生了影響。台灣儼然成為亞洲進步改變的中心地。台灣是酷兒（LGBTQ）運動的先鋒，也是第一個將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亞洲國家。台灣的總統是位女性，女性在國會中的比例高達 42%。在原住民權利運動方面，台灣已有長足的進步。在中國更加威權而好戰的時代，台灣堅持民主、光芒四射。
過去一年來，我與許多台灣人取得連繫，我不但覺得他們的工作領域非常有意義，而且非常容易就打進了那些圈子，這點令我又驚又喜。我希望能投身一些社會活動，協助改善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和印尼移工的生活條件。我有興趣了解台灣如何為那些因香港和緬甸的威權壓制而離開當地的人提供庇護。我打算加入爭取廢除死刑的社會運動。我想進一步探索台灣的信仰傳統和台灣人的宗教心靈世界。我很興奮現在能有時間做這些事，而我知道，這一切之所以成為可能，都是因為我透過孟軒的眼睛看見台灣，並且從中學到了很多。
藉由觀察孟軒對台灣的愛，我也獲得很大的啟發。雖然有時那種愛近乎宗教狂熱（這點他不否認），不過基本上脈絡是這樣的：歷史上這個國家曾經遭受五個政權的殖民和欺凌，但它堅毅不拔，努力追求繁榮富足，歷經艱難的奮鬥，終於贏得了民主。孟軒的台灣之愛也是一種政治表述，因為那跟他的政治立場密不可分：他要反抗中國聲稱台灣民主失敗的宣傳手段，他也想協助推動台灣爭取國際承認的訴求。不過最重要的是，那份愛表達了一種美麗的情操：忠誠。他從不曾忘記家鄉。這點提醒我一個基本的道理：對我們成長的地方和撫養我們的人們保有緬懷之情，可以讓我們找到心靈的歸宿，甚至獲得無盡的喜悅。
我曾經在自己與亞裔男性、令我聯想到我父母的亞洲人，甚至亞洲本身之間大幅拉開距離，承認這點非常不容易，但也帶來某種解脫。我期盼消除那個距離，無論是在具體層面，或在我的內心。我已經開始把寫有中文字的便利貼黏上牆壁，重新學習小時候奶奶教我的那些字，還有她要我背誦的詩。我想像我的小女兒走在我父母走過的街道，說著我小時候聽到的那些語言。這陣子我思考了很多事，學到很多東西，而這一切完全不像一種失去。
幾年前，在一項多元融合訓練課程中，一名來自迦納的同儕表示，每當有人問她來自哪裡時，她其實覺得很開心。「那叫微侵犯（microaggression）喔？」她這樣說。「我反而超愛任何能讓我聊到迦納的藉口，因為這樣我就可以說說那個國家在哪裡，那裡的人有多棒。」這番話立刻引發我的共鳴，牽起我們之間的友誼。
孟軒也是用這種方式說台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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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註：科技大哥（tech bro）指在高科技領域（尤其是矽谷）工作的男性，以男性中心（甚至厭女）、支配欲強為特色，因此這個詞彙通常帶有貶意。bro（brother，兄弟）一字原指大學兄弟會（fraternity）等男性同質群體的成員，用來形容由男性主導的高科技產業成員恰如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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