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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最初於 10 月 24 日星期日以英文出版。
親愛的讀者：
怡慧和大家說哈囉。我們所在的臺灣上週日發生了6.5級的強震，不過一切平安，幸好沒有傳出任何傷亡。我們發現自己完全沒準備地震避難計畫：我呆住，孟軒呆住，我們看著寶寶，寶寶看著披薩。（對，我餵寶寶吃披薩。）下次我們會爬到堅固的桌子底下，這顯然才是地震來襲時正確的應對方式！
臺灣上週的震撼新聞，促使我們寫下這篇文章，談告密者、威權體制、及修復式正義。
本篇文章由林紋沛翻譯。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著有《行旅致知：李仙得、達飛聲等西方人建構的臺灣知識（1860-1905）》、《日記裡的臺灣史（17-20世紀）》（合著）。現為專職譯者，喜歡翻譯時的靈光乍現，譯有《論友誼》、《從彼山到此山》、《杜威夫婦的遠東家書》（合譯）、《家園何處是》等書。
我們很高興最近有機會認識她，紋沛博學多聞、氣質沉靜、興趣廣泛，讓我們印象深刻。
共犯的形式有無限可能
如果有一天，你發現三十年前和你並肩作戰、為推翻不義政權共同努力的好友（或者該說你以為你們是「並肩」作戰）竟然向當政者密告你的一舉一動，你會有什麼反應？你邀他進家門，把他介紹給所有親朋好友認識，把他當成同志，而他卻這樣報答你？
線民通常屬於被鄙夷的特殊階層。他們難以被輕易歸為加害者或受害者等既定法律分類，社會敵意往往填補了法律留下的空白。線民被罵成鼠輩（rat）、鷹犬（dog）、告密者（snitch, squeaker, squealer）、叛徒，是下賤中的下賤。遭到背叛的人將告密者活活燒死、讓他們消失、折磨他們、放逐他們。正如北愛爾蘭的愛爾蘭共和軍（Irish Republican Army, IRA）前武裝分子說過的一句名言：「我寧可被說成是戀童癖者也不要被叫成告密者。」
臺灣上週的晚間新聞上演了一場關於背叛、線民和特務的大戲。10 月 17 日，民進黨新潮流系召開記者會。新潮流或許是民進黨黨內最強大的陣營；新潮流可以左右候選人提名，促成了前總統和現任副總統的政治生涯。新潮流行事謹慎、謀定而後動，鮮少獨自召開記者會，因此新潮流以組織身分發言時，大家無不張大耳朵。
這次的新聞是一顆震撼彈：新潮流系將立法委員黃國書除名。更令人震驚的是除名原因：1980 年代，黃國書就讀大學時加入了激進民主運動組織，這個組織是新潮流系的前身，黃國書成為組織的年輕新血，但同時也擔任國家情治機關的線民。據報導，黃國書每月領取新台幣 10,000 元，是當時公務員平均薪資的兩倍，負責向國家密告黨外同志活動的情報。
簡而言之，黃國書曾經是線民。這個消息讓人錯愕無比，因為黃國書是廣受尊敬的「文化立委」，為人以低調謙遜著稱。他的連任政見之一是修復家鄉臺中具有重要文史意義的古蹟，2020 年的競選影片拍攝他造訪當地餐館、欣賞地方古蹟。在這起事件前他一直是呼聲很高的下一任臺中市長候選人，如今他的政治生涯可能宣告結束。
新潮流如何發現此事？細節仍有待揭曉，我們目前所知如下：2018 年，臺灣政府成立了獨立的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促轉會的大方向使命是「促進轉型正義與落實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不過其主要目標是調查國民黨 1945 年至 1992 年間威權統治的遺產。2019 年，促轉會推動檔案解密──仿效前東德檔案管理局（Stasi Records Archive）──讓國民黨國家機器的受害者得以閱覽自身過去的監控檔案。下面的簡短紀錄片介紹了幾位遭到嚴密監視的知名民主活動家：
多人受邀閱覽自己的監控檔案，其中包括知名異議人士及行動思想家楊碧川。楊碧川被譽為臺灣的托洛茨基（Trotsky），1970 年代因意圖顛覆國家政權被送進綠島監獄，服刑七年。獲釋之後，楊碧川的行動更加活躍，他協助創立新潮流，或許是新潮流內最激進的聲音，堅定採取臺獨左派立場。1986 年民進黨成立，楊碧川認為民進黨不夠激進，因此拒絕入黨，楊碧川沒有競選公職，他轉身投入出版事業，前後出版的三十多本書包括《切‧格瓦拉傳：20世紀最後革命家》，以及書名簡潔有力的《革命的故事》。
楊碧川展卷閱讀關於自己日常生活的秘密報告，在這個超現實過程中，有一頁讓他驚訝得停下閲讀動作：該頁顯示了好友利錦祥家裡的詳細格局圖；利錦祥現在是隸屬新潮流系的智庫的總幹事。警務人員怎麼可能對利錦祥的私人住所如此瞭若指掌？他們幾個好友裡一定出了抓耙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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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錦祥是臺灣人口中的「大老」，民主運動的大前輩，一生都在幕後奉獻。圈內人說他人真的很好。（他們用的詞是「很nice，很耐煩」。）利錦祥投身民主運動的起點是 1978 年，那年他在臺中豐原開設三民書局。隔年政府鎮壓反國民黨的《美麗島》雜誌，逮捕雜誌社成員，利錦祥於是開始販售民主刊物。豐原三民書局位於臺灣的中央，緊鄰火車站，成為黨外運動串連的中心。作家、學生、異議人士、政治犯頻頻來訪，翻閱禁書雜誌，或走進藏在牆後的秘密房間開會。
利錦祥2016 年受訪時回憶當年：
大家每天在我家煮酒論政，幹樵國民黨，喝醉了就睡倒，第二天起來繼續上路搞串連。那是我這一生生命最炙熱的十年……那是我人生最快樂的日子，每天感覺為台灣奉獻。大家都沒有位置，只有目標，只要打倒國民黨，就是人生最大的痛快。
楊碧川告訴利錦祥他在國家監控檔案裡看到利錦祥家中的詳細格局圖，兩人尋思告密者有可能是誰？檔案的線索指向黃國書。因此在幾個月前，利錦祥質問老友：你是線民嗎？黃國書坦承不諱。
新潮流系開會投票，決定將黃國書除名。消息傳出後，黃國書在臉書上發表聲明，解釋自己確實和國家合作過。他被情治人員約談時年僅二十多歲，情治人員告訴他若與國家合作，他和他關心的人都不會受到傷害。黃國書寫道，他出於恐懼，為了保護自己和友人而答應合作。他在此道歉，並表示任期屆滿後不再尋求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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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書的故事既有可憐之處也有可議之處。一方面，他是個二十歲的大學生，就跟在威權體制下的多數人一樣，恐懼不安。他加入新潮流系是出於真心，純粹是因為仰慕經常出入三民書局的文人圈，並非為了滲透才加入。由於組織能力等各方面的才能，黃國書很快在新潮流系嶄露頭角，得到利錦祥等前輩的栽培。
另一方面──讓眾人震驚不已的是──即使在政權民主化之後，他仍繼續當線民。被監視的不法分子已成為重要政治人物，黃國書接受新潮流的培養，為日後擔任公職做準備。新潮流大老推薦他擔任蔡明憲的助理；蔡明憲是異議人士，因推動民主運動而被列入黑名單，1990 年代才回到臺灣加入民進黨。檔案顯示，一直到 1995 年，也就是戒嚴正式結束整整八年以後，黃國書都還繼續擔任線民監視蔡明憲──這樣的背叛讓人難以置信。
隨著國民黨和臺灣民意越來越脫節，民進黨的未來（包括黨內的權力鬥爭）或許是臺灣國內政治最重要的大事。黃國書案暴露出民進黨內的裂痕與斷層，楊碧川等老派激進分子提高聲量表達不滿。楊碧川的訴求最明確：改正過去的錯誤，伸張正義，不要忘記歷史。
然而這起事件也激起了痛苦的問題：針對前威權體制伸張的正義應該是什麼樣子？有多少人被國家情治機關網羅？是哪些人下令決定要鎖定和威脅哪些人？從日常監視到陳文成、鄭南榕、林義雄雙胞胎女兒的駭人謀殺案，我們想要說清楚國民黨施加在臺灣人民身上的日常恐懼和恐怖統治，但全貌卻仍捉摸不清。
這個案例還說明了告密者是政權運作的關鍵。美國一份反叛亂手冊寫道：「最能打擊叛亂分子士氣的，莫過於意識到運動圈內人或值得信賴的公眾支持者棄他們而去或向政府當局洩漏情報。」在 1980 年代的波蘭人民共和國（Polish People’s Republic），政府的首要目標是將團結工聯（Solidarity Movement）的 900 萬名異議分子改變成告密者。根據法律學者羅恩‧杜戴（Ron Dudai）所言，「戒嚴令實施後，第一步就是拘禁 15000 名團結工聯領導人，戒嚴有助於擴大滲透。」確實如此，至少有 1500 人成為告密者。
臺灣對線民的俗稱遠比鼠輩（rat）或鷹犬（dog）溫和，但仍然傳達出輕蔑之意：抓耙仔（liàu-pê-á）。臺灣對線民的報復也沒有那麼暴力。儘管如此，大家對黃國書的背叛各有不同的強烈反應，顯示這個國家還在和歷史和解的路上。有報導宣稱，在 1983 年的高峰，全國至少有 5000 名學生是線民。如同 1980 年代的波蘭，國民黨的檔案揭示了政權瘋狂偏執的樣貌，這個政權知道自己是以少數壓制多數，認為滲透大學有絕對必要。一個負責信件檢查的情治人員截下一封香港僑生的書信，這位僑生在寫給香港家人的信中提到國立臺灣大學，說 「臺灣的最高學府中已被共產勢力所控制，」共產主義及各種自由思想滲透其中，如果這些思想滲透到社會其他角落，「看來臺灣［離被共產黨統治］也不會很久了。」
但是不假思索的敵視線民會讓我們忽視人性根本的曖昧處。我們這一代成長於民主社會，無法真正得知自己在威權統治下會如何行動。我們可以把利錦祥和黃國書放在一起比較，輕易做出誰比較高尚的道德判斷：黃國書妥協了，利錦祥威武不屈；黃國書讓其他人身陷險境，利錦祥本人和親朋好友都面臨威脅。但是除非我們自己面臨同樣情形，比方說有人看到我們在讀歐威爾（Orwell）時警察大駕光臨。若非如此，我們可以斷言自己絕對不會成為監視朋友的線民？我們想要相信自己能秉持原則、不會屈服於威逼利誘，但我們無法百分之百肯定可以做到。
可是在民主政治中，假如我們擁抱這種灰色曖昧地帶、承認自己的軟弱，這種做法不可能贏得選票。我們幾乎不可能坦承內心的矛盾掙扎，或請求選民對此感同身受。（想像一下，如果政治人物說：「在當年的環境下，搞不好我會當抓耙仔，搞不好你也會當抓耙仔。」）政治需要分出輸贏，快速打動選民的方法是譴責抓耙仔。
我們很想要相信民主化會終結對線民的敵意，但是杜戴發現，在北愛爾蘭的和平進程中，雖然暴力報復和將線民逐出社群的行動已不復見，但對線民的排拒實際上變本加厲。原因何在？共和派的主流需要鞏固民意基礎，維持過去身為面臨圍勦的武裝反抗組織所享有的忠誠度。在羈絆鬆散的民主社會，能夠快速加強凝聚力和表達忠誠價值觀的方式──如你所料──正是譴責告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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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稱許的是，在譴責「抓耙仔」的同時，臺灣評論員和臺派立法委員依然保持溫和態度、展現同情心。民進黨多位高層表示希望黃國書繼續留在政壇；蔡明憲已經公開原諒黃國書。但也有一些倡議者高聲疾呼要採取報復力道更強的做法。查明在威權統治下飛黃騰達的合作者、橫征暴斂者、巧取豪奪者，這是有真實必要的迫切任務，尤其必須究明謀殺懸案的真相；我們支持這些努力，也支持對國家暴力下的屠殺受難者進行賠償（迄今已賠償 2.4 億元）。
與此同時，我們也提醒不應太著重在「真相」和「療傷」的修辭。探究過去時，我們往往會想要把人定義為「善良」或「邪惡」。這個過程讓大家更相信邪惡可以孤立存在於個人身上，邪惡往往會化為個人之事。單獨的個人當然可能是邪惡之人，但他們也會受到體制派來的操弄者的招募、操縱、引導、誤導。又或者他們袖手旁觀，未能發聲、未能庇護他人，設法離開這個國家──他們選擇自保。共犯的形式有無限可能，罪責不是非黑即白。社會的邪惡、集體的恐懼、集體的不做為，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全心關注的複雜過程。極權主義社會中罕有英雄，我們之中幾乎無人能夠手上不沾一絲髒污的全身而退。
被問及如何看待這些揭露出來的真相時，總統蔡英文將焦點導向國民黨統治的系統性問題上。蔡英文的聲明寫道：「轉型正義真正的用意，並非清算，更非鬥爭，而是讓威權統治機關所犯下的過錯，可以被揭露，讓受害者可以清楚歷史的真相。讓社會在充分理解當年傷痛的歷史之後，」我們「這個國家可以繼續作為一個共同體，往前走下去。」
正如政治理論家馬哈茂德‧馬姆達尼（Mahmoud Mamdani）的反思：「對真相的追求何時會滋養出『自以為是』，即世俗版的『上帝站在我們這一邊』？」馬姆達尼的結論是，政治社群不能建立在羞辱之上，他寫道：「真相可謂我們共同的記憶與歷史，若要為政治社群提供經久不滅的基石，追尋真相無疑非常重要，但單憑真相無法提供這種基石。真相必須和懲罰之外的他種正義結合，否則找出真相很可能會在受害者心中催生憤怒，在受益者心中催生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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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黃國書事件拿來當成實現修復式正義的機會，那會是什麼樣子？如果黃國書和相關圈子的人坐下來詢問彼此：你為什麼這麼做？你現在覺得呢？有什麼是你現在知道了，希望當時的你也能知道的？
關於以修復式正義和告密者對話的公開案例，基本上付之闕如。放眼全世界，北愛爾蘭是這類對話最進步、最豐富的地方，根據杜戴的觀察，告密者「仍是最後一個絕不被原諒的類別。」一位愛爾蘭共和軍前武裝分子說，他曾經和前英國士兵及警察一同參與修復式計畫，但是那些「牆頭草」（supergrass, 英式英語的告密者俗稱）對他而言絕對免談。他說：「我就是看不出來他們要怎麼回到這個社群，就是看不出來。」
與此同時，在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保加利亞、匈牙利、阿爾巴尼亞等前東歐國家，新政府實施了所謂的「除垢法」（lustration law），要找出威權體制的合作者，剝奪他們擔任高層公職的權利。在南非，非洲民族議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擔心公布告密者姓名會打擊公民士氣並點燃報復怒火：一個廣為人知的案例是，一位婦女描述她的姐妹被懷疑是告密者，因此被「戴上項鍊」：輪胎浸過汽油，掛上她的脖子，引火點燃。因此，告密者是以受害者而非加害者的身分出席真相與和解聽證會。
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之所以採取和解與特赦的策略，部分原因正是這種報復過於殘忍。他知道如果逮捕了種族隔離政權的殺人兇手，那麼也必須逮捕殺害告密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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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書是個相當善良的人。綜合各界說法，過去三十年來他一直是誠實敬業的立法委員，是模範公僕。就某方面而言，他是良好「復健」（rehabilitation）的模範生，代表後線民生活的可能，展現在威權主義結束後一種共生的方式。部分倡議者認為臺灣應該效法東歐，採取更具懲罰性的除垢路線，但黃國書的政績也能有力反對這種主張。
就處理信任破裂的情況而言，修復式正義並非唯一的方法。（一位懷疑論者曾對我們直言：「什麼？你會和謀殺你家人的納粹一起坐下來聊聊嗎？」）不過黃國書的案例或許是適合的試金石，部分原因是狀況沒有那麼極端：他密告的圈子沒有人受到身體上的傷害，沒有人死亡、沒有人傷殘。除此之外，由於他不是國民黨立委，說他擔任線民是出於政治動機的指控比較難站得住腳。在這裡，修復式對話或許更有可能修補黨內的裂痕，幫助公眾更全面的看見威權體制如何以線民的血肉為食：修復式對話可以將公眾的蔑視從個別叛徒轉向更廣泛的威權體制創造的猜忌文化。
或許修復式對話也能為未來的抵抗行動點燃火花。在我們寫這篇文章的同時，中國接管下的香港已形成自己的舉報文化：國安處舉報熱線開通不過六個月，現在一天接到的電話高達 550 多通。告密者和受害者之間的修復工作將不只是活生生的歷史課，這會是讓我們真正善用手中自由的機會，善用臺灣引以為傲、引以為樂的自由。
在這樣的對話中，社會的老一輩記得他們認為自己不得不做出的選擇，記得他們害怕失去的人，記得他們如今後悔或依然堅守的決定。他們談自己讓誰失望，談心中一輩子揹負的道德虧欠感。我們默默傾聽，得以更深刻理解威權如何運作，如何鑽進社會的每個角落。而後，面對未來可能遭到併吞的高大陰影，我們可以思考自己希望成為什麼樣的人。
註
在澳洲，線民被稱為「鷹犬」（dog），「變成鷹犬」（turn dog）就是成為線民。一位劇作家寫道：「只有鷹犬才有辦法跟鷹犬溝通。」
您可以在這個連結閱讀《美麗島》雜誌的創刊號〈民主萬歲〉，英文版由龔建文翻譯，以收入Wayne Soon 和 Evan Dawley 日前發起的出色計畫「臺灣史料（Taiwan Primary Sources）」之中。
我們曾經訪問瓦爾‧卡萊‧卡努哈（Val Kalei Kanuha），談如何以修復式正義的取徑處理親密伴侶暴力問題。怡慧寫過一篇談修復式正義的文章，以美國犯罪為背景，文章刊登於《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文章有付費牆，如果想索取 PDF 檔，請寫信給我們。）
「格局圖」挑起臺灣人的敏感神經。提到「格局圖」，很多人會立刻想起林宅血案：黨外人士林義雄的母親和一對六歲雙胞胎女兒在家中被刺殺身亡。慘絕人寰的兇殺案是對所有民主運動者及其家人釋出的明確警告，犯案過程迅速，顯示兇手十分熟悉林宅的格局。直到今日，兇手依然逍遙法外。
我們非常推薦楊小娜（Shawna Yang Ryan）的歷史小說《綠島》（Green Island），書中故事憂傷而複雜，描繪白色恐怖統治下的臺灣人如何迫於壓力成為線民。
給讀者：你的語言裡告密者怎麼說？
這篇文章讓我們掉進兔子洞，摸索各種語言的告密者俗稱。（我們的 Google 搜尋記錄現在充滿「波蘭語的告密者」、「告密者的韓語俗稱是什麼？」之類的句子──但徒勞無功！）如果你知道任何一種說法，歡迎跟我們分享！我們會蒐集資訊，分享在之後的電子報。
好文章，譯者又正又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