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是〈歸國思緒二三事〉的第二部。
上週的電子報中，孟軒聊起怡慧堅決投身理想的閃耀模樣，談到身為「非隨遷配偶」的罪惡感，坦誠分享自身內心掙扎、他與怡慧在婚姻關係中的衝突與拉扯。本週文章中他向讀者說明，好不容易在美國與東亞間妥協，準備攜手在法國重新勾勒人生藍圖後，一家人為何又踏上跨洲遷居路。
孟軒將歸國契機娓娓道來，細細鋪陳母親與家族的故事，摹畫出另一位女性的不屈身影，以及一段曲折的「自我解殖」歷程。
有回怡慧說：「也許法國是美國和東亞之間一個不錯的妥協。」也許吧，我這麼想，也許我們能真的在這裡勾勒人生的藍圖……
大約在那段時間，我的母親生病了。我不想在此談論細節，不過那主要不是身體上的病痛，而是心理方面的問題。她已經三年幾乎足不出戶。去年三月，當世界各國政府開始命令民眾待在家時，怡慧和我開玩笑說，這應該會讓母親覺得稍微「正常」些——現在大家都罹患了廣場恐懼症。在隔離生活所引發的奇思異想中，我想到我母親可能跟台灣政府一樣，得到了某種先知的神力，預先見到疫病襲來，於是決定自我閉關，「躲起來」，以便為其他人的生活鋪路。
2019 年秋天，在我教的醫學史班上，有位學生做了有關憂鬱的報告。她說，柏拉圖認為憂鬱跟亢奮的精神知覺狀態有關，那是種「天賜的稟賦」；亞里斯多德則提出，所有偉大的哲學家、詩人和藝術家都具有憂鬱的特質。後來基督教思想家由這個概念引申推論，認為宗教界的憂鬱者受到神靈啟迪，有能力預測未來。
看著杜勒木刻版畫《憂鬱》中那個沮喪的帶翼人物，我想像母親像那樣用手撐著頭，預告彗星拖著長長的尾巴來到。我記得唸研究所時，一位教授——傑出的思想史學者馬丁‧杰伊（Martin Jay）——在憂鬱與末世思維之間做了連結，他曾撰文指出，這兩者都具有下列特質：「深沉而痛苦的沮喪、對日常世界喪失興趣、愛的能力減損、意志癱瘓，還有最重要的是，自尊徹底低迷，對道德違犯的懲罰幻想隨之而來。」
若說有哪個世代同時體現末世思維與憂鬱思維，那就是我母親的世代。她是被稱為「外省人」這個族群的一員。技術上來說，這個詞彙已經過時了；因為它反映的是台灣政治體制還自視為「中國一省」的時代。不過這個稱呼中，關鍵元素是「外」：外來者、異邦人。二次大戰後，兩百萬來自中國的外省人移居台灣。起初，他們以勝利者的身分受到歡迎，從據台日本人手中收復這個島嶼；四年後，他們卻成為被中共擊垮的失敗者。這些中國難民中，有超過五十萬人是經歷過殘酷戰爭的退役軍人，我母親的父親就是其中之一，他原本是蔣介石部隊中的步兵，在戰爭期間被炸斷一條手臂，來到台灣時已是個獨臂俠。
我母親的父母來自湖北省，我的外祖母出生在武漢郊外（現在這個城市成了 COVID-19 的代名詞）。不過難民來自中國各地，比如怡慧的奶奶是在 1948 年拎著一只行李箱隻身從北京來到台灣，其他親人沒能逃出來。我們在另一篇文章中曾寫到，她此生最深切的遺憾是無法再見年邁的母親一面，無法再度承歡膝下、好好孝順她。
我們祖父母的世代不只是思考末世；他們真正見證了世界末日。他們親眼看到舊世界被襲捲而去。對於自己棲身的島嶼，他們不是所知極少，就是認為那是一片窮鄉僻壤；在許多中國難民眼中，台灣是個文化落後的地方，充滿「山地人」及與日本人合作的漢奸。國民黨政府明白表示他們不打算長久停留在台灣，他們一心想要反攻大陸，而他們的生活方式在在顯現出這種暫時心態。我父親的一位朋友說，在他小時候住的城市裡，到處都是沒有接地的電線──那時已經是 1950 年代了。怡慧的父親記得，他在成長過程中一直認為自己必須做好隨時離開的準備。
後來實情逐漸顯露，回大陸的夢想只是空想，「外省人」的意涵隨之改變。對我父母的世代而言，這個名稱是權力的象徵——他們是蔣介石的親信，掌控所有政治機構，他們懷疑本地人民效忠日本，於是實施戒嚴。外來者登堂入室，以恐怖和壓迫手段統治台灣，搜捕他們的政治對手。許多台灣菁英——律師、醫生以及其他受日本教育的知識份子——從住處被拖出去處死。左翼人士（其中許多人在日本殖民時期辛苦從事地下活動）被掛上共黨間諜的罪名，扔進無名墳墓。
中國國民黨政府將本地人視為親日走狗，繼日本人之後再次試圖消滅台灣文化。我父親一輩的孩童，如果在學校說台灣話被逮，不是挨耳光，就是被罰錢。為言論自由奮鬥的活動人士遭受數十年的牢獄之災；一些遠赴海外為台灣民主化奔走的人士在返台時被秘密殺害。政治壓迫瀰漫在日常生活中。我父親的中學同學因為在宿舍房間裡擺了馬克思的書，結果被送到綠島（類似南非的羅本島〔Robben Island〕）。直到今天，我父親說到「外省人」這個字眼時，仍舊掩不住憎恨之情。「那你為什麼娶了個外省人？」有一次我問他。他停頓片刻，然後告訴我：「你媽媽不是所謂『高級』外省人，她不會看不起我們。」
現在我明白他的意思了。一部分「高級」外省人用暴力方式治理國家，但大多數外省人——例如我母親的家人——既沒有錢也沒有權。國民黨政府按照階級分配房屋給退役軍人，將軍階級住在擁有私人庭園的華美日式住宅，我祖父那種步兵則被隨便安置在眷村。眷村俗稱「竹籬笆」，因為這種社區的邊界早期是用這種最便宜也最薄弱的材料標定。1950 年代後期，一連串致命的颱風襲擊台灣，大水沖毀竹籬和土屋，導致許多人失去一切、無家可歸，這時政府才開始撥款，用水泥和磚塊造牆。（電影《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就呈現了這種階級差異；執導該片的是我最喜歡的台灣導演楊德昌。）
這些眷村現在已經成為保留公共記憶的地方。2019 年間，怡慧和我帶領巴黎美國大學的學生到台灣遊覽兩個星期，期間導遊帶我們參觀了一處政府指定為文化資產園區的眷村。村中一張共享餐桌中間設有東北火鍋煙囪式爐具，我們站在桌旁，聽導遊說起眷村居民的食物彷彿大雜燴，口味非常多元，因為從中國各地逃難到台灣的人會把風味獨特的家鄉菜——山東菜、川菜、湘菜、上海菜——帶到食堂，讓大家分享。學生們接著參觀了眷村內的幾處房舍，這些建築物均已經過整修、消毒，裝飾上一些通俗的軍事圖文和物品，說明過去國民黨政府如何將這些日常生活空間規劃成潛在的軍事動員地點，讓居民準備隨時反攻大陸。
那個星期稍後，我去看我媽媽。我把學生在眷村穿上軍服拍的照片拿給她看，心想她會很開心，結果她嚇了一跳。「幹嘛讓學生去看那種地方？」她說。「那裡沒什麼好懷念的。」
國民黨政府把我的外祖父母分配到玉里的眷村，那個地區被政府貼上「落後」、「地方傳染病高度流行」的標籤。外祖父（那位流離到台灣的退伍獨臂俠）一直生病，母親升高中那年，他開始臥病在床。有時我心中會浮現當時的情景：十多歲的母親照顧著外公，處理他的褥瘡，翻轉他的身體好更換床單。母親某些吹毛求疵的習慣一直持續到我的童年時期；甚至到我哥哥和我唸大學的時期，每當我們從學校返家，她都會跟我們說她已經把床單拿到屋頂上曬太陽，因為台灣氣候潮濕，東西很容易發霉。回想起來，我第一次留意到母親可能有點狀況，是某次我回父母家的時候，她告訴我她還沒把床單拿上去晾。
母親不再出門以後，有位親戚說她可能有超級潔癖，我好像忽然懂了什麼。恐懼潮濕和黴菌，時時囑咐我們噴防蚊液，不斷提醒大家防範蟑螂和螞蟻：中國國民黨要消滅的不只是台灣文化，還有台灣的環境。1945 年日本交出台灣時，島上充斥著疾病。當年有六分之一的人口罹患瘧疾。隔年，台北爆發天花；後來又出現霍亂。寄生蟲找到了新的宿主；我父母那個世代的兒童有 70% 感染到某種「經由土壤傳染的腸道線蟲」。在某些縣份，感染率高達 99%。
1950 年代起，國民黨政府展開大規模公衛行動撲滅地方流行病，其中最大手筆的措施是對抗瘧疾。在洛克斐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及其他國際衛生組織支持下，政府在全國各地測試 DDT 殺蟲劑的效用。飛機從天空向地面施放 DDT；軍隊踏遍鄉間，挨家挨戶噴灑房屋內部。有歷史學者估計，1954 年到 1957 年之間，這些噴灑作業每年直接影響了五百到六百萬人。政府傾向於在大城市這種「非瘧疾區」從寬實施，把執行焦點放在「超級疫區」，也就是像我父母居住的玉里這種鄉村地區。
我母親小時候會把 DDT 噴在床上，一直要到十多歲時，才有人告訴她那樣非常危險，她不該再噴 DDT。一項 2018 年的研究顯示，1951 年到 1857 年出生在超級疫區的女性罹患乳癌的比率較其他人高。我的母親生於 1951 年──60 年後，她被診斷出乳癌。
小時候，母親總是不願意帶我到傳統市場，也就是外國人口中的 wet market（濕貨市場）；那種市場裡，商販會現場殺雞。她不斷警告我台灣環境的危險；某次她發現我從街頭攤販那裡買炸雞回家吃，結果把我罵得狗血淋頭。她大吼：那種食物、那種油，髒死了！
當時我以為她的嫌惡感是外省人心態的殘留元素，是某種徵象，表示她從不曾真正喜歡任何台灣的事物。後來我讀書準備當歷史學者時，才明白台灣疾病充斥的形象已有數百年的歷史：清國將台灣視為「瘴癘之地」，日本人認為台灣是野蠻獵頭族、瘟疫、熱病的島嶼。國民黨政府透過所謂現代化政策，試圖破壞、消除它認為危險的語言和習俗，這種做法雖然可惡，但並非史無前例。
我花了更長時間才明白，這種對台灣的看法——骯髒、缺乏歷史和文化、注定成為無足輕重的邊緣地帶——深深形塑了我本身所獲的教育。在學校，老師只教中國歷史；關於台灣的歷史、葡萄牙及荷蘭殖民台灣、十九世紀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從台灣歷史源流之初繁衍至今的 16 個原住民族，過去我們學到的東西少之又少。我們也曾被迫年年配合侵入性的公衛措施，包括嚇人的蟯蟲檢查，那時班導師會發給每個學生一片上面附有藍色準心的玻璃紙，我們必須把它帶回家，黏在屁股上，兩天後再把沾滿糞便的玻璃紙帶回學校。有一次我問媽媽為什麼要做這件事，她說：「因為有很多你看不到的寄生蟲，有可能會侵入你身體。。」
去年春天，美國發生喬治‧佛洛伊德（George Floyd）遭警方殺害的事件，後來我和一些學生組織了暑期讀書會，那段期間我重新讀了詹姆士‧鮑德溫（James Baldwin）的《土生子札記》（Notes from a Native Son)，發現字裡行間呼喚著某種我熟悉的憂鬱。鮑德溫在書中指出，他的父親相信末日，而這導致他一生充滿愁苦與憤怒，使他無法與自己的兒子創造親情的連結。鮑德溫在文中寫到自己患上慢性病，不時無預兆地發起高燒，十分困擾：「人一旦得了這種病，就再也不可能無憂無慮。」這場病使他聯想起父親與非裔美國群體遭遇的處境。
母親最後一次感覺無憂無慮是什麼時候？也許她從不曾無憂無慮。也許她打從出生就患了鮑德溫筆下疾病的某一型。在她開始足不出戶那段時間，我讀了一些有關「表觀遺傳創傷」（epigenetic trauma）的資料，其中的概念是創傷可能在世代間遺傳。我想到外祖父因為身體癱瘓而被迫禁閉在家，後來母親竟也陷入類似的處境──命運何其殘酷！我不禁感到恐慌，想像她的 DNA 含有某種疾病的密碼，在休眠了一輩子以後忽然被啟動。假如我繼承了那些壞損基因，怎麼辦？假如我已經把那些基因傳給女兒，怎麼辦？假如那些基因一直等在那邊蠢蠢欲動，怎麼辦？
不過，我後來發現，鮑德溫行文近尾聲時，筆鋒一轉劃出了新氛圍；這個觀察似乎為我另闢蹊徑，讓我不必悲觀地解讀母親的人生。他提醒我們：「戰鬥始於內心；我心能否脫離仇恨與絕望，如今操之在我。」我想到母親一次次奮力對抗絕望的心情：有如她為了克服承繼自她父親的仇日情結，耗費了許多歲月──母親首度對我透露這件事，是我們初次造訪日本期間，某天吃蕎麥麵時才聊起來的；或者像她在退休之後，那麼積極地投入台灣原住民議題──有回她告訴我，與原住民並肩工作，她才得以擺脫了童年時期的族群偏見。
鮑德溫寫道：「執著於真正重要的事物，是當時的一種必要。」我想起父母屢次教導我什麼事才真正重要的情景。我想起母親告訴我她還是「鄉下姑娘」時第一次搭車上台北的事：她一路得把一隻活雞緊緊攫在腿上，客運車顛簸搖晃，晃得她吐了出來。（母親提起那件事是為了安慰我，因為我經常暈車嘔吐。她說，我們的體質是一樣的。）我想起她如何陪我準備在學校跳的第一支舞：她教我怎麼移動雙腳、隨著音樂搖擺；我問她是在哪裡學到這些的，於是她告訴我自己怎麼過大學生活，當時她會穿喇叭褲，參加地下舞會，跟著美國流行歌曲跳舞。她告訴我她如何對我父親施壓，要他到美國留學，因為她想把英文學好；她也告訴我，多年後，我父親雖然在美國一所名校拿到終身教職，卻決定放棄一切返回台灣，因為他是個理想主義者，希望對國家的發展有所貢獻。我還想起母親曾告訴我，雖然她想留在美國，卻支持了父親的決定，因為她後來了解到，他們在台灣可以締造更大的改變。
*
在我千奇百怪的思緒中，我想像母親閉關，並非因為末世將臨而離群索居，而是某種公民參與：她看見病毒的到來，設想無症狀帶原者可能四處傳播病毒，因此她決定待在家中阻絕傳播。不過我還有個比較實際的解釋：在一輩子打破成規、為自己的心智解殖民後，她累了。她正在休息，準備迎接下一場戰鬥。怡慧和我母親第一次見面時，兩人一拍即合，令我非常訝異。起初我只以為是她們個性相近，認為她們看到對方有如自己那樣不斷自我探問，看見彼此對公理正義同樣堅定的執著。直到最近，我才明白她們的人生路徑是多麼相似，她們都經歷了地理上的位移，體驗過致力為自身心智解殖民招致的犧牲，最終與一切曲折糾葛和解。或許又一次，母親看到了——如先知般預見了——怡慧在她自己人生旅途上會遭遇的困難。
我得澄清，我們回台灣不只是為了我媽媽，況且她也不曾要求或期待我們照顧她；我得澄清，我完全不妄想自己的存在會為她帶來魔法般的轉變。回來台灣，是因為有人給我機會，讓我能在自己景仰的研究機構擔任全職研究員；能有時間繼續從事我熱愛的工作，我很興奮。不過，就像許許多多人一樣，我認為疫情使我的思維轉了向，讓我更關切家人間的親情聯繫。
前一陣子，優秀的編輯韓寧凱請我幫《關鍵評論網》國際版寫篇文章，有這樣的機會，能更廣泛地思索自己的思鄉情懷，使我備感幸運。一如該文所言，我第一次強烈思念家鄉是 2014 年的事，那時我試著從海外關注太陽花運動，緊緊守著批踢踢看板、占領立法院的現場直播。那年——正是她自己確診乳癌那年——母親穿上黑 T 恤、套上黃臂帶，加入擺明是「反中」運動的數十萬人群行列；她跨越族群界線，褪去外省人認同，宣告自己是台灣人。就像整個台灣正風起雲湧，她也處在形塑自我的過程中，而我覺得自己彷彿被那一切遠拋在後。
所以我們又要動起來了。親愛的 Michelle，對不起。不過妳絕不是隨遷配偶；這一路我們並肩而行。我們齊心一致，要一起把握那些真正重要的事物。
關於譯者 徐麗松
台大外文系畢業後，於法國巴黎第七大學、里昂第二大學及高等社會科學院修讀語言學及跨文化研究，並在法國及台灣從事英、法文翻譯等工作。譯有《陪你讀下去》、《父親的失樂園》、《小王子經典珍藏版》、《風沙星辰》、《夜訪薩德》、《法式誘惑》、《地糧》、《遣悲懷》、《世界之用》、《歐洲暗影》、《沒有地圖的旅行》、《騎乘鐵公雞：搭火車橫越中國》、《窮人》、《走路，也是一種哲學》、《納粹的孩子》、《小小國》、《不忠辭典》及眾多其他作品。二○一五年以《夜訪薩德》獲第一屆台灣法語譯者協會翻譯獎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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