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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國思緒二三事(一): 美國與東亞間的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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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國思緒二三事(一): 美國與東亞間的妥協

「隨遷配偶」的另一半該叫什麼?「致遷配偶」?「領頭配偶」?「自私可怕的配偶」?孟軒在本篇文章爬梳了自身的罪惡感

Albert Wu
and
Michelle Kuo
Nov 4, 2021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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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國思緒二三事(一): 美國與東亞間的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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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魯蛇即將遠行〉中,怡慧談了關於移居台灣的想法,讓許多人覺得心有同感。從世界各地,讀者的回音如雪花飄來,他們都經歷過類似的掙扎:有些人結了婚,但其中一人必須為另一半而遷居;有些人的父母不贊成小孩「返回」他們自己的故鄉定居。我們正在整理其中一些讀者回饋,準備刊登在下星期的電子報中,如果你們有興趣分享自己的想法或感受,請把郵件寄到 ampleroad@substack.com。記得告訴我們你們希望匿名發表,還是願意刊出名字甚至完整姓名,也歡迎提供社群媒體或其他作品連結。  

孟軒先前為精采的台灣雙語刊物《關鍵評論》(The News Lens)撰寫過文章,他從中擷取素材,重新做了一番思索。非常感謝《關鍵評論網》國際版編輯韓寧凱(Nicholas Haggerty)鼓勵我們撰文並惠予刊登。我們也要為我們的傑出編輯丹尼爾‧萊文‧貝克(Daniel Levin Becker)大聲喝采,他一直鼎力相助,悉心處理這些充滿挑戰性的文章。


先前怡慧寫了那篇美麗動人、展露脆弱情懷的文章,我現在怎麼接續下去才好?我覺得根本辦不到。如她所說,我是個相當重視隱私的人,所以對我來說,用告白口吻寫文章不太自然。就連現在,光試著拼湊出隻言片語,我都感覺一股眩暈襲來。(我說要付她錢,請她幫我代筆,否則乾脆一槍把我打死;這兩個提議她都拒絕了。)總而言之,我只好寫了。

為了移居法國的決定,我們吵過不少架。磨人的爭論反覆循環,怨氣越積越深;怡慧在這方面已經說了很多。這一切都是真實的,甚至可說太真實。不過對於「隨遷配偶」(trailing spouse)的另一半所經歷的罪惡感與羞恥,她著墨不多。(我曾試著用 Google 搜尋有什麼詞彙可以描述「非隨遷配偶」,不過一無所獲。可不可以叫「致遷配偶」?「領頭配偶」?「自私可怕的配偶」?)舉例而言,她提到我們吵過一場架,那時「支配者」這種字眼忽然從她口中冒出,用來形容假如當初我們決定留在美國,她會多麼風光。我故意把她比喻成「科技大哥」,緩解了爭鋒相對的局面(這個辦法確實屢試不爽),不過內心深處,我知道她是對的。

剛認識怡慧的時候,看到她積極投身社會運動的身影,我大受感動。怡慧是因為非營利機構拉沙法律諮詢中心(Centro Legal de la Raza)來到舊金山灣區,在機構的年度晚會中,我聽到非法移民家庭談論這個機構如何協助他們順利團聚。她開始擔任法官助理時,經手處理了一名精神殘疾者在警方逼供下承認犯行的案子;晚上,她反覆閱讀警方偵訊的筆錄,我則陪在她身邊,直到夜闌人靜。法官的異議促使該案獲得重新審理,當事人因而獲釋。我面對的這個女人與我不同,她是個為世界帶來真正改變的人。當然,我們都可以天馬行空地討論教育解放人心的效益,但她卻能憑藉她的言詞,具體而真實地讓某個人脫離牢獄,重獲自由。    

怡慧在拉沙法律諮詢中心(Centro Legal de la Raza),與她最要好的兩個朋友,攝於 2016 年

她文章裡沒提到這些事,不過多年來,透過獻身公共服務,怡慧建立了一個繽紛多元、引人入勝的朋友圈;沒錯,這些人是所謂「菁英」,不過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與自己的企圖心保持批判性的距離。某個週末,我們跟一位任職於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簡稱ACLU)的朋友見面,他正在設法讓穆罕莫杜‧薩拉希(Mohamedou Ould Slahi)從關塔那摩灣(Guantanamo Bay)軍事監獄釋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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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週末,我們見的人則是一位失明的伊朗裔美國籍州參議員,後來這個人成為華盛頓州副州長。我說這些不是為了誇讚怡慧——呃,應該說,不只是為了誇讚她——而是為了說明,在我們遷居到法國以前,她的整個事業重心一直與她服務的社群有關,她要成為那些社群的一份子,並不斷有意識地為此做出決擇。那些決擇絕對談不上容易。舉例而言,她曾為了擔任教師,拒絕了公司法事務所的工作機會,傷了自己與父母的關係;她向來努力爭取父母贊同,後來的選擇卻令他們錯愕。相較於此,我生長於學術環境,因而有幸一直走在相當平穩的學術道路上。每當有人問我是怎麼踏進學術圈的,我通常會說是因為自己缺乏想像。

所以,當怡慧答應跟我搬到法國時,我當然很高興——但心中也立刻升起一股罪惡感,覺得這樣無異於打斷她前途似錦的事業、費盡心血打造的人生路線。起先我設法合理化這一切:她有自主權,也有主動能力;她做了遷居法國的選擇;我並沒有強迫她這樣決定。時間流逝,幾個星期變成幾個月,然後幾年過去了,我的罪惡感逐漸加深。我看到她因為離開美國而被迫承受的身體疲累與心理勞動:為了參與在遠方舉行的活動,她必須熬夜;為了跟她關懷的社群維持連繫,她披星戴月地奔波。短短兩年中,她從巴黎三度往返阿肯色州。她飛到北卡羅萊納州看奶奶的次數多到我無法記得。在付出這一切的同時,她仍然一直是那種關心學生的好老師,辦公室的門時時敞開,讓他們進來與她訴說心事,相擁而泣。我覺得她似乎在設法擁有兩個事業,一個在美國,一個在法國。她似乎在設法向別人——或者對自己——證明她沒有失去什麼,也沒有拋棄任何人。

  

怡慧2014年帶孟軒去探訪阿肯色州時拍的照片

當伴侶為了你的事業而遷往他鄉,後來甚至不再快樂,你會不禁思考各式各樣的問題。我開始心想,當初決定讓兩個人搬到這裡,是不是因為某種還殘留在內心的厭女症、某種下意識反對女性的心態在作祟?我是不是一廂情願地假定,她跟著我移動是合情合理、自然而然的事?我讀過那麼多女性主義歷史學者和作家寫的東西,為何卻不曾堅持,我們應該考量離開美國可能造成的後果?為什麼我的父母或她的父母也沒有這麼做?假如我們的性別角色對調了,我們的家人會那麼容易就同意當時的安排嗎?怡慧的哥哥是唯一一個為她說話的人,他直白地表示自己擔心妹妹的事業將如何受影響。果不其然,她的朋友們一個個步步高升,我的罪惡感也隨之加劇。「我們會在這裡待多久?」她問道。「以後會有非營利機構願意雇用一個出國十五年、已經五十歲的人嗎?」她問這些問題的時候流下眼淚,令我不禁懷疑,當初我們是不是沒有想清楚,就貿然決定跨國遷移。      

與此同時,她也近距離觀察到工作對我的意義。我喜歡置身在課堂,跟學生互動,讓他們挑戰、拓展我的世界觀。我喜歡與同事交流,聽他們聊自己展開的民主、殖民主義或奴隸制歷史相關主題研究計畫,我從他們身上獲益良多。我喜歡生活在歐洲,而歐洲確實是我的研究領域;我可以更接近我想查閱的檔案資料,這點再度激發了我對學術的熱情。在我們奮力維持婚姻關係的過程中,有件事頗為反諷:怡慧對大學教授(尤其是課程負擔重的教授)的工作量有了更深的敬意,進而也更能尊重我。相互尊重看來理當是維持兩人關係的基本要素;但在我們的情況中,雙方卻隨著怨氣加深,更加尊重對方,實在諷刺。另一個諷刺的部分是,怡慧對未來的不確定感使她更能換位思考,用同理心對待、呵護那些感到迷失的學生;自身的落寞反而是她成為優秀教師的重要因素。  

亞裔美國人成長在一個高度重視歸屬的國家,而有時我不禁好奇,怡慧的脫序感是不是這群人的特點。我本身從來不曾像她那樣渴望被看見。我可以高高興興地連續獨處好幾週,鑽研大量檔案資料,偶爾才出門散步;我一直認為歸屬是透過閱讀達成的。我不介意獨自一人的感覺。一個人如果來自像台灣這種驕傲的小國,縱使出國了,也總是打算有朝一日要回到家鄉;或許我們這種人就是知道寂寞會有結束的一天吧。在這過程中,我們並不期待受誰擁抱。

無論如何,就像怡慧在上星期的文章中所說,我們重擬婚誓、再次相互許諾後,似乎獲得了某種體悟。我們已經有了某種依歸,不再進退兩難。我們跟傑出同事漢娜‧泰耶布(Hannah Taieb)一起,開始到巴黎的一所監獄教課;感覺上,怡慧或許也能在法國找到服務邊緣社群的方式。有回她說:「也許法國是美國和東亞之間一個不錯的妥協。」也許吧,我這麼想,也許我們能真的在這裡勾勒人生的藍圖。

【待續】

2018 年,我們找到在法國最喜歡的景點,位於諾曼第的巴訥維爾─卡特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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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薩拉希出生於毛利塔尼亞,後赴德國攻讀電機工程,成為一名旅德工程師。911 恐攻後,他被懷疑參與蓋達組織(al-Qaida),遭羈押在關塔那摩灣監獄,2016 年才因缺乏罪證獲釋。薩拉希從 2005 年開始用日記記錄在監獄中被刑求、性虐待、宗教迫害的歷程,出獄後出版為《關塔那摩日記》(Guantánamo Diary,中文版譯《我在關塔那摩的日子》),並已獲改編為電影《失控的審判》(The Mauritan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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