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魯蛇即將遠行〉中，怡慧談了關於移居台灣的想法，讓許多人覺得心有同感。從世界各地，讀者的回音如雪花飄來，他們都經歷過類似的掙扎：有些人結了婚，但其中一人必須為另一半而遷居；有些人的父母不贊成小孩「返回」他們自己的故鄉定居。我們正在整理其中一些讀者回饋，準備刊登在下星期的電子報中，如果你們有興趣分享自己的想法或感受，請把郵件寄到 ampleroad@substack.com。記得告訴我們你們希望匿名發表，還是願意刊出名字甚至完整姓名，也歡迎提供社群媒體或其他作品連結。
孟軒先前為精采的台灣雙語刊物《關鍵評論》（The News Lens）撰寫過文章，他從中擷取素材，重新做了一番思索。非常感謝《關鍵評論網》國際版編輯韓寧凱（Nicholas Haggerty）鼓勵我們撰文並惠予刊登。我們也要為我們的傑出編輯丹尼爾‧萊文‧貝克（Daniel Levin Becker）大聲喝采，他一直鼎力相助，悉心處理這些充滿挑戰性的文章。
先前怡慧寫了那篇美麗動人、展露脆弱情懷的文章，我現在怎麼接續下去才好？我覺得根本辦不到。如她所說，我是個相當重視隱私的人，所以對我來說，用告白口吻寫文章不太自然。就連現在，光試著拼湊出隻言片語，我都感覺一股眩暈襲來。（我說要付她錢，請她幫我代筆，否則乾脆一槍把我打死；這兩個提議她都拒絕了。）總而言之，我只好寫了。
為了移居法國的決定，我們吵過不少架。磨人的爭論反覆循環，怨氣越積越深；怡慧在這方面已經說了很多。這一切都是真實的，甚至可說太真實。不過對於「隨遷配偶」（trailing spouse）的另一半所經歷的罪惡感與羞恥，她著墨不多。（我曾試著用 Google 搜尋有什麼詞彙可以描述「非隨遷配偶」，不過一無所獲。可不可以叫「致遷配偶」？「領頭配偶」？「自私可怕的配偶」？）舉例而言，她提到我們吵過一場架，那時「支配者」這種字眼忽然從她口中冒出，用來形容假如當初我們決定留在美國，她會多麼風光。我故意把她比喻成「科技大哥」，緩解了爭鋒相對的局面（這個辦法確實屢試不爽），不過內心深處，我知道她是對的。
剛認識怡慧的時候，看到她積極投身社會運動的身影，我大受感動。怡慧是因為非營利機構拉沙法律諮詢中心（Centro Legal de la Raza）來到舊金山灣區，在機構的年度晚會中，我聽到非法移民家庭談論這個機構如何協助他們順利團聚。她開始擔任法官助理時，經手處理了一名精神殘疾者在警方逼供下承認犯行的案子；晚上，她反覆閱讀警方偵訊的筆錄，我則陪在她身邊，直到夜闌人靜。法官的異議促使該案獲得重新審理，當事人因而獲釋。我面對的這個女人與我不同，她是個為世界帶來真正改變的人。當然，我們都可以天馬行空地討論教育解放人心的效益，但她卻能憑藉她的言詞，具體而真實地讓某個人脫離牢獄，重獲自由。
她文章裡沒提到這些事，不過多年來，透過獻身公共服務，怡慧建立了一個繽紛多元、引人入勝的朋友圈；沒錯，這些人是所謂「菁英」，不過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與自己的企圖心保持批判性的距離。某個週末，我們跟一位任職於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簡稱ACLU）的朋友見面，他正在設法讓穆罕莫杜‧薩拉希（Mohamedou Ould Slahi）從關塔那摩灣（Guantanamo Bay）軍事監獄釋放出來1；接下來的週末，我們見的人則是一位失明的伊朗裔美國籍州參議員，後來這個人成為華盛頓州副州長。我說這些不是為了誇讚怡慧——呃，應該說，不只是為了誇讚她——而是為了說明，在我們遷居到法國以前，她的整個事業重心一直與她服務的社群有關，她要成為那些社群的一份子，並不斷有意識地為此做出決擇。那些決擇絕對談不上容易。舉例而言，她曾為了擔任教師，拒絕了公司法事務所的工作機會，傷了自己與父母的關係；她向來努力爭取父母贊同，後來的選擇卻令他們錯愕。相較於此，我生長於學術環境，因而有幸一直走在相當平穩的學術道路上。每當有人問我是怎麼踏進學術圈的，我通常會說是因為自己缺乏想像。
所以，當怡慧答應跟我搬到法國時，我當然很高興——但心中也立刻升起一股罪惡感，覺得這樣無異於打斷她前途似錦的事業、費盡心血打造的人生路線。起先我設法合理化這一切：她有自主權，也有主動能力；她做了遷居法國的選擇；我並沒有強迫她這樣決定。時間流逝，幾個星期變成幾個月，然後幾年過去了，我的罪惡感逐漸加深。我看到她因為離開美國而被迫承受的身體疲累與心理勞動：為了參與在遠方舉行的活動，她必須熬夜；為了跟她關懷的社群維持連繫，她披星戴月地奔波。短短兩年中，她從巴黎三度往返阿肯色州。她飛到北卡羅萊納州看奶奶的次數多到我無法記得。在付出這一切的同時，她仍然一直是那種關心學生的好老師，辦公室的門時時敞開，讓他們進來與她訴說心事，相擁而泣。我覺得她似乎在設法擁有兩個事業，一個在美國，一個在法國。她似乎在設法向別人——或者對自己——證明她沒有失去什麼，也沒有拋棄任何人。
當伴侶為了你的事業而遷往他鄉，後來甚至不再快樂，你會不禁思考各式各樣的問題。我開始心想，當初決定讓兩個人搬到這裡，是不是因為某種還殘留在內心的厭女症、某種下意識反對女性的心態在作祟？我是不是一廂情願地假定，她跟著我移動是合情合理、自然而然的事？我讀過那麼多女性主義歷史學者和作家寫的東西，為何卻不曾堅持，我們應該考量離開美國可能造成的後果？為什麼我的父母或她的父母也沒有這麼做？假如我們的性別角色對調了，我們的家人會那麼容易就同意當時的安排嗎？怡慧的哥哥是唯一一個為她說話的人，他直白地表示自己擔心妹妹的事業將如何受影響。果不其然，她的朋友們一個個步步高升，我的罪惡感也隨之加劇。「我們會在這裡待多久？」她問道。「以後會有非營利機構願意雇用一個出國十五年、已經五十歲的人嗎？」她問這些問題的時候流下眼淚，令我不禁懷疑，當初我們是不是沒有想清楚，就貿然決定跨國遷移。
與此同時，她也近距離觀察到工作對我的意義。我喜歡置身在課堂，跟學生互動，讓他們挑戰、拓展我的世界觀。我喜歡與同事交流，聽他們聊自己展開的民主、殖民主義或奴隸制歷史相關主題研究計畫，我從他們身上獲益良多。我喜歡生活在歐洲，而歐洲確實是我的研究領域；我可以更接近我想查閱的檔案資料，這點再度激發了我對學術的熱情。在我們奮力維持婚姻關係的過程中，有件事頗為反諷：怡慧對大學教授（尤其是課程負擔重的教授）的工作量有了更深的敬意，進而也更能尊重我。相互尊重看來理當是維持兩人關係的基本要素；但在我們的情況中，雙方卻隨著怨氣加深，更加尊重對方，實在諷刺。另一個諷刺的部分是，怡慧對未來的不確定感使她更能換位思考，用同理心對待、呵護那些感到迷失的學生；自身的落寞反而是她成為優秀教師的重要因素。
亞裔美國人成長在一個高度重視歸屬的國家，而有時我不禁好奇，怡慧的脫序感是不是這群人的特點。我本身從來不曾像她那樣渴望被看見。我可以高高興興地連續獨處好幾週，鑽研大量檔案資料，偶爾才出門散步；我一直認為歸屬是透過閱讀達成的。我不介意獨自一人的感覺。一個人如果來自像台灣這種驕傲的小國，縱使出國了，也總是打算有朝一日要回到家鄉；或許我們這種人就是知道寂寞會有結束的一天吧。在這過程中，我們並不期待受誰擁抱。
無論如何，就像怡慧在上星期的文章中所說，我們重擬婚誓、再次相互許諾後，似乎獲得了某種體悟。我們已經有了某種依歸，不再進退兩難。我們跟傑出同事漢娜‧泰耶布（Hannah Taieb）一起，開始到巴黎的一所監獄教課；感覺上，怡慧或許也能在法國找到服務邊緣社群的方式。有回她說：「也許法國是美國和東亞之間一個不錯的妥協。」也許吧，我這麼想，也許我們能真的在這裡勾勒人生的藍圖。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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