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林紋沛翻譯,原文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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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看張圖表。(我在線上投票應用程式草草輸入問題,完整的題目應該是:「你認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使用原子彈是戰爭罪嗎?」)
接著補充一些背景,說明這個結果為什麼讓我震驚不已。
2013 年剛進巴黎美國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 of Paris, AUP)教書的時候,系主任問我願不願意教一門外交史。我得知歷史系剛經過重大改組,需要我填補政治系的課程。身為新進教員又急著討好大家,我一口答應。答應之後才回頭想到自己根本沒有受過外交史的訓練。
博士班畢業前夕的那幾個月忙得不可開交──把博士論文收尾的同時也在準備從加州搬到巴黎。抵達巴黎時離開學只剩一週左右,這時我才終於看了自己繼承的課程大綱。
我心想:「喔,不妙。」心情直往下沉──課程大綱以單一文本為主幹:季辛吉(Henry Kissinger, 1923-)1的《大外交》(Diplomacy)。(給接下新工作的同事:建議大家答應前先看看課程大綱!)
我告訴自己:好吧,給這本書一個機會。但是坐下來開始讀這本書之後,我心中的擔憂不減反增。季辛吉的書幾乎囊括我反對的各派史學思想。《大外交》欣然採用英雄史觀,十足西方中心,敘述非常偏頗:季辛吉對國際事務抱持現實政治(Realpolitik)2觀,只要不贊同他的觀點,季辛吉就對反對者嗤之以鼻或說他們不值一哂。季辛吉絲毫不提外交政策如何影響平民和「一般人」,他把反戰抗議者和其他社會運動成員一概貶為牛虻,只是對整盤棋局如何進行一無所知的棋子。我還從書評得知書中充斥重大史實錯誤:紅衣主教黎希留(Cardinal Richelieu, 1585-1642)3在大仲馬的小說《三劍客》(The Three Musketeers)裡是反派,但因為他堅守世俗的現實政治觀,在季辛吉眼中卻是英雄;《大外交》對黎希留的描述充其量可說是誤讀,嚴重說來根本是虛構。季辛吉還在書中試圖掩蓋自己出力破壞外交進程的痕跡──對美軍在 1969、1970 年間轟炸柬埔寨一事當然隻字不提。簡而言之,《大外交》相當於季辛吉的辯詞,為他災難性的世界觀辯護。
我打電話給大學的書店,問能不能取消這本書的訂單。他們告訴我為時已晚,書已經送到了。我只能繼續用這本書。
在絕望中消沉幾天之後,我決定把這門課當成批判性閱讀和詮釋的練習。我會保留季辛吉的文本,但同時針對各章補充一手史料,讓學生可以批判分析。我會開門見山說清楚自己的目標,學期一開始就會告訴大家這門進階課程的任務是要大家用懷疑的眼光讀季辛吉。舉例而言,我們不會把季辛吉對黎希留的描述奉為圭臬,我會讓大家讀讀黎希留本人怎麼說。我們會讀幾段尼克森(Richard Nixon, 1913-1994)和季辛吉的錄音,讓學生能夠評價《大外交》對越戰的敘述。我也會讓學生針對季辛吉刻意略過的幾個外交史關鍵事件辯論。
其中一場辯論,主題就是原子彈的運用,季辛吉討論二戰時莫名其妙就把此事略過。(好吧,或許沒那麼莫名其妙,畢竟對一群平民丟核彈不是外交行為。)季辛吉只間接提及原子彈,他清楚表明自己同情杜魯門(Harry Truman, 1884-1972)的立場。季辛吉敘述他在一場會面中「問杜魯門最想因為哪個外交決策留名後世。杜魯門毫不猶豫的說:『我們徹底擊敗了敵人,讓敵人投降;然後幫助他們重建、民主化、重新加入國際社會。這只有美國才辦得到。』」如今我們也知道:雖然季辛吉說服尼克森不在越南使用核武,但他也提倡「小型核戰」的想法。
我已經不教這門外交史課程了,不過每年還是會舉辦類似的辯論,討論美國使用原子彈是否構成戰爭罪。我把學生分成正反兩方,一方為美國的決策辯護,另一方則加以攻訐。我要大家讀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的文章〈使用原子彈的決策〉(The Decision to Use the Atomic Bomb),讓他們瞭解決策中涉及的軍事邏輯。我也讓學生讀拉達賓諾德‧帕爾(Radhabinod Pal)法官反對意見書的節錄,帕爾法官寫道:「如果無差別殺害平民及毀損平民財產在戰爭中仍屬非法罪行,那麼與一、二戰期間德國皇帝及納粹領導人下達的命令同樣罪孽深重的,唯有太平洋戰爭使用原子彈的決策。」學生也讀了約翰‧道爾(John Dower)精彩大作《擁抱戰敗》(Embracing Defeat)的其中一章,以及約翰‧赫西(John Hersey)描述廣島的經典之作。近年我也要大家讀蘇珊‧索瑟德(Susan Southard)的權威著作《只要活著:長崎原爆倖存者的生命故事》(Nagasaki: Life After Nuclear War)。*
讀完這些資料後,就讓學生辯論。
不知道為什麼,學生辯論這個議題時總是激起很多火花。為了支持自己的論點,正反兩方都竭盡所能堆砌史實,把戰爭事件按照時間鋪展解釋得一清二楚。部署原子彈之前,各方領導人曾就更廣泛的道德和戰略問題討論了數月之久,最後才決定使用原子彈,可見美國的軍事、工業和科學機構都完全明白這個決策的後果。(史汀生 1945 年 4 月的一份備忘錄提到:如果動用這個武器,「現代文明可能會徹底毀滅。」)學生質疑大戰是否能用「傳統」戰爭手段終結、傳統戰事的死傷會不會更慘重。有些學生指出 1945 年 3 月的東京大空襲不亞於使用原子彈,也是不折不扣的戰爭罪,從而質疑整個辯論的框架。學生說出心中的困惑:美國的決策是否還有其他動機,像是希望嚇阻蘇聯進軍韓國。他們也討論到「勝者的正義」(victor’s justice)的概念,絞盡腦汁處理帕爾法官的指控:如果有誰應該面臨太平洋戰區的戰爭罪指控,那麼非美國莫屬。
辯論最後我總是會問學生:那麼你們大家的立場是什麼?2013 年以降,班上學生每一年都壓倒性站在美國這邊,為投下原子彈的決策辯護,認為這是美國為了迅速終結戰爭不得不採取的戰術。僅僅兩年前,2019 年的時候,4班上只有三個學生(全班 25 人)說原子彈構成戰爭罪。批評使用原子彈的學生通常具有雙重文化背景,或者不是美國人──記得一位德國學生熱切號召大家支持反核立場,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觀點竟然是少數派,她臉上震驚的表情我至今歷歷在目。
至於替使用原子彈辯護的美國學生,他們不否認原子彈是不成比例的武力展示,但他們主張日本無意投降,美國必須壓低美軍傷亡。有些學生提出道德論點:如果有哪個大國能以負責任的態度使用原子彈,那必是美國無疑。依此觀點,要說美國決定使用原子彈是因為軍事上不得不然,說美國是國際政治中的一股仁慈力量,聽起來就非常合理了。
然而這一年局勢翻轉了,讓我震驚的是翻轉程度有多徹底。一如上面的圖表所示,只有兩個學生投給為美國行動辯護的那一邊──和過去幾年的情況完全相反。我問學生投票的原因,幾乎人人都批評美國偽善。學生質問:既然《日內瓦公約》(Geneva Conventions)明訂「肆意破壞」是戰爭罪,同盟國怎麼還好意思審判日本軍事高層的戰爭罪?有些學生訴諸環保考量,指出輻射對人體和自然的毀滅性影響。班上有個學生非常激動的指責美國軍方是「殺人邪教」。
幾乎全班都質疑國際法運用不當,他們認為東京大審是一場鬧劇,不過是作秀而已。他們說審判不是為了找出真相:檢察方和辯護律師同意包庇昭和天皇,讓天皇完全不必承擔罪責,令他們大感震驚;檢察方要求東條將軍撤回天皇曾授權軍事決策的證詞,更教他們難以置信。他們同意部分史家的主張:出於對共產主義的顧忌,美國決定保留日本皇室,維持文化安定。我每年都會和班上同學分享下面這張照片:終戰三十年後昭和天皇在迪士尼樂園和米老鼠相見歡,他們對照片燃起的怒火更是遠遠超過歷年學生。**
這一年辯論結果的翻轉讓我想起自己家族的生命歷程。我外公是蔣介石軍隊的步兵,打過抗日戰爭。他在戰火中被炸飛一條手臂,1949 年逃到台灣,淪為身無分文的獨臂難民。我從沒見過外公,媽媽十幾歲的時候他就過世了。不過我從小聽說的全是外公的英勇事蹟:他單手騎腳踏車,把年紀還小的媽媽揹在背上,到菜市場擺麵攤。媽媽說正是因為外公非常重視她的教育,她最後才能當上老師。長大以後,我常聽舅舅們忿忿不平的說起日軍戰時的暴行。
我成長於 1990 年代初期的台灣,這是解嚴開放、民主化、充滿希望的年代,也是大眾逐漸坦然直面日本殖民史的時期。台籍「慰安婦」*** 首度說出她們的故事,台灣的社運人士強力要求日本政府正式道歉。然而日本政府 2001 年新出版的教科書將日本在東亞的軍事暴行一筆帶過,一位舅舅對此大為光火,質問日本為什麼不能好好承認他們過去的錯誤。過了十年,我在柏林做博士論文研究,舅舅到柏林來看我。我們在一個凜冽冬日走進市中心的大屠殺紀念碑(Holocaust memorial),就在布蘭登堡門(Brandenburg Gate)旁邊。我們靜靜佇立,舅舅深受感動,泫然欲泣。之後幾杯啤酒下肚,他的怒火再次爆發:如果德國可以設立公共紀念碑、為暴行道歉,日本為什麼辦不到?對舅舅而言,這些傷口是他的切膚之痛,深深見骨。
媽媽的狀況如出一轍。大學時我陪爸媽走了他們頭一回日本之旅,媽媽告訴我她差點決定不去。她從小就痛恨跟日本有關的一切,她景仰父親,說到日本就想到父親的苦難。她向我坦承自己經過多年才克服心中的恨意,對她而言,就連吃碗蕎麥麵都不是易事。
不過我也正是在 1990 年代和 2000 年代初期開始以不同角度思考日本殖民的過往,超脫家人的困惑和傷痛。媽媽這邊的家族來自中國,但爸爸的家族好幾代以前就是台灣人了。爸爸在十一個孩子裡排行老么,他的大哥在日本體制下成長,日語流利,直到過世前週週都和一位小學時代的朋友通電話,用日語聊天。我高中時為了學校作業訪問大伯,大伯說起日本殖民統治時代懷念不已,回想國民黨在台執政初年時卻餘悸猶存。
念大學時我認識了一位廣島原爆倖存者,那時才首度明白原爆造成他們家族橫跨數代的創傷:幅射對身體的影響讓他的子輩和孫輩也都深受折磨。2003 年美國升級對伊拉克的戰爭,我於是決定以反越戰神職人員當做畢業論文主題,希望徹底省思美國的帝國史。我開始瞭解自己家族在台灣、中國的歷史與美國投射到世界各地的文化、政治權力息息相關。就跟我的學生一樣,我震驚的發現美軍竟然在季辛吉這類人授權下對越南投下燒夷彈。就跟我的學生一樣,我也開始質疑美國的跨國力量本質是否仁慈,在這之前我一直對此深信不疑。
當然了,誰也無法斷言這年原子彈辯論的結果是否預示著更廣泛的巨變。我班上學生的樣本數太少,巴黎美國大學本身又與眾不同──學校吸引的通常是國際化的學生,他們不會拘泥於美國強權榮光的敘事。我的課可以抵免姊妹校合作學程的通識學分,因此往年班上有許多來自美國各院校的同學,他們的觀點偏向民族主義。今年由於疫情的關係,班上學生主要來自巴黎美國大學,我任教幾年來第一次遇到這種班級組成,我猜想這個情況是否扭轉了歷年課堂的平衡。又或者我其實操縱了投票結果──有位聰明的學生試著在發言中傳達溫和立場:「我投了『是』,不過如果有第三種選項的話我會投第三種:我認為原子彈是戰爭罪,但也是終結戰爭的必要手段。」
不論如何,看到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慘痛戰爭、川普政府過去四年的執政,以及我們應對 COVID-19 時徹底失能的混亂,我認為以上種種景況綜合起來,令年輕一代對美國權力的看法因而改變。美國一向被說成仁慈的勢力、是國際事務中的一股正面力量,不知道對這些學生而言,這套說法是否不再成立。
作者註
* 提供給好奇的讀者:學生讀的是道爾談東京大審的精妙章節〈勝者的審判,敗者的審判〉(Victor’s Justice, Loser’s Justice)。接續怡慧另一篇文章中對,嗯,「有問題的」法官的省思5,道爾這一章提到以下精彩細節:
蘇聯審判官,先前是列寧領導下的司法長官,曾參與20 世紀 30 年代中期史達林主義的偽審判。他不懂東京審判的任何一種基本的工作語言。(據說,他只懂兩個英文單詞「Bottoms up!」[乾杯!])6
我非常推薦索瑟德的《只要活著:長崎原爆倖存者的生命故事》,考究嚴謹、令人痛徹心扉的一本好書。索瑟德追蹤五位原爆倖存者和他們家人的故事,呈現美國科學家幾乎只全神貫注於做出能成功爆炸的炸彈,絲毫不關心暴露於幅射的影響。原爆後出現神秘的幅射相關疾病,面對這些報告的質疑,萊斯利‧格羅夫斯將軍(Leslie Groves)斥之為「純粹的政治宣傳」。索瑟德提出尖銳的觀察,她說格羅夫斯將軍「忘了提到的是,日本聲稱幅射致病、致死的說法之所以未獲得美國科學研究證實,是因為美國根本沒做這方面的研究。」
** 我在另一堂課把這張昭和天皇偕米奇同遊迪士尼的照片和 1930 年代一部日本動畫宣傳短片互相比較,後者演出邪惡的米老鼠和菲力貓進攻日本。
***慰安婦議題在 2021 年年初成為公眾熱議焦點。哈佛法學院教授馬克‧拉姆塞耶(J. Mark Ramseyer)發表了兩篇文章,認為將「慰安婦」等同於性奴隸的說法「純屬虛構」。他聲稱這些婦女是為了經濟收入而締結契約關係。參珍妮‧蘇克‧格森(Jeannie Suk Gersen)的整串討論。在此提供錯過這場論辯的讀者參考。
譯者
林紋沛(Wenpei Lin)
大學念外文,研究所讀歷史。著有《行旅致知:李仙得、達飛聲等西方人建構的臺灣知識(1860-1905)》、《日記裡的臺灣史(17-20世紀)》(合著)。現為專職譯者,喜歡翻譯時的靈光乍現,譯有《從彼山到此山》、《家園何處是》、《強鄰在側》等書。最近也開始寫自己的電子報《翻譯寫作的文字風景》,歡迎訂閱!
譯註:季辛吉(Henry Kissinger, 1923-)是尼克森政府的國務卿,任內曾經歷越戰。
編註:現實政治(Realpolitik)觀主張內政與外交政策應撇除意識形態、道德倫理、理想等因素,以現實情勢與維護國家利益為考量。
譯註:黎希留(Cardinal Richelieu, 1585-1642)是法王路易十三時代的樞密院首席大臣
編註:本篇原文於 2021 年 2 月 14 日刊出。
編註:中文版即將刊出,此處提供英文版連結。
譯註:譯文引自《擁抱戰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新北:遠足,胡博譯),頁 618-619。本段提及章名亦按照此譯本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