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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我們很榮幸能分享客座作者 Dr. Bonny Ling 這篇情感滿溢、切身真摯的文章。她在文中分享了自身家族的移民故事，質疑社會對「expat」（僑民/旅外人士）與「migrant」（移工）設下的區別，敦促當局改革政策法規，改進由菲律賓、泰國、越南前來台灣的逾 70 萬移工處境，並呼籲眾人團結一致。「如果我們深入探究和傾聽，就會常常聽到自己家族中艱辛的移民故事。」她如此寫道。

In this intimate and passionate essay Dr. Bonny Ling shares the migration journey of her family, question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migrant” and “expat,” and calls for solidarity and policy changes towards the 700,000+ migrant workers from Indonesia, the Philippines, Thailand, and Vietnam in Taiwan. “If we probe and listen,” she writes, “we will often hear such tales of migration and hardship in our own families.” (Read the original English version here.)

前言

我很幸運有機會認識琬翔這位和我一拍即合的中英譯者。多年前我需要將一篇英文的技術性短篇摘要翻譯成中文時，我請平常負責發布中英新聞稿的同事推薦一位好譯者給我，原本以為很快就能找到，沒想到等了好一陣子。後來經過層層轉介，終於透過香港及台北的同事認識琬翔。我知道我們很有緣，因為不管我寫了什麼，她總是懂我，她就像是我寫作思緒的延伸。

琬翔不會如此自誇，但是她讓一些重要的人權文件得以觸及繁體中文的讀者。她曾協助翻譯「達卡負責任的移工招聘與僱用原則（Dhaka Principles for Migration with Dignity）」與校對潤飾「五大廊道」報告摘要中「菲律賓—台灣勞動移民廊道公平招募」的章節。我很感謝有像琬翔這樣的魔術師和其他像她一樣在背後默默提供專業協助的譯者，我們才能進一步的對話交流、彼此學習、一起開懷大笑。

所以當我需要找人把這篇文章翻譯成中文時，我馬上就知道該找誰。這篇文章的每字每句都是我的肺腑之言，有時候我覺得自己像個孩子似的寫下這些文字。多虧了琬翔，這篇文章才能以漂亮的中文重獲新生，獻給所有愛上披荊斬棘才有今日寶島的台灣人。鐘聲響起，我們知道鐘聲為誰而鳴，鐘聲為我們所有人而鳴。

-Dr. Bonny Ling

有個家庭故事一直深深烙印在我的腦海裡，但是我已經不知道這個故事到底是來自我自己的記憶，還是來自照片或一些我記下的片段。記得那是 1980 年的夏天，我的父親赴美求學時，他整個家族都到桃園機場送行。我的父親是長子，祖父也是長子，家族四代帶著比爸爸行李更重的期望去送行。照片中親戚站成好幾排，每個人都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當時我跟弟弟還小，我們站在爸爸身旁笑著，不太瞭解場面有多盛大，以及媽媽肩上的重擔將變得多沉重。

我的祖母哭了，她前一晚把錢縫在父親襯衫的暗袋裡。身為人母，她擔心爸爸隻身一人在陌生的國度。我的媽媽也哭了，而家族裡的男性克制住自己的情緒。每個人都向父親揮手道別，直到爸爸消失在出境安檢門後。我有想過當時我的曾祖父母看著父親離開時在想些什麼，雖然現在想像這件事情很奇怪，但我的曾祖父母生於中國清末，大半輩子都活在動盪之中。

對這些年在桃園機場工作的人來說，這樣的場景一定每天上演好幾次。對這些看起來格格不入的家人來說，到機場本身就是件新鮮事。學生大學畢業後隻身赴美，到了充滿希望的國度，帶著滿滿的希望與惶恐，大膽地踏上旅程。家人低語默禱，祈求至親平安帶著學位學成歸國，讓家族飛黃騰達。

我的父親在鄉下長大，生活很苦，但整個家族的關係緊密，村落居民的姓氏幾乎只有兩個。大家口耳相傳，據說我們的祖先是兩個不同姓氏的男人，大概 350 年前從廣東東部來到台灣，他們在台灣海峽上航行了 15 天，歷經大風大浪與危險，最後在台灣登陸。主僕共患難存活下來，因此建立極為緊密的連結，其中一人受了委屈，另一人也會憤恨不平。

在南台灣的水稻田裡辛勤工作，Bonny 的親戚在 1960 年代末期拍下這張照片。

多年後當我結婚時，才發現家族中有個不成文的迷信──凌家人不能和某特定姓氏的人結婚（我忘了是哪個姓氏），因為世代恩怨意味著婚姻將不受祝福，終將以失敗收場。我得知這件事情時跟父母開玩笑的說，還好我嫁給了混血的英國人，他的姓是羅馬拼音，這樣我們的婚姻就不會受到詛咒。我的母親笑不出來，她已經預見大女兒不在身邊的移民人生，眼淚落了下來。她哭了。

榮耀與艱辛

我的父親自美國返台後帶了象徵美國財富與權力的紀念品給我們，榮耀的紀念品是財富的見證、閃閃發亮。口香糖的滋味鋒利刺舌，但我們嚼個不停，因為那是美國的味道。父親告訴我們好棒的故事，像是黃色的校車可以讓其他車輛停下來，真教人難以置信，因為我們自己的經驗是上下學時搭著擁擠的公車在車流中蛇行，彷彿看不見速限標誌一般。

我自己讀大學時，從和父母的談話中開始拼湊出父親海外求學的完整樣貌，時不時會聽到辛苦的故事。父親一學期修的課比一般人多，如此他才能早一點回到台灣；他在圖書館待到很晚，搭最後一班公車回家。當然也聽到歧視，當時美國南部還在種族隔離剛結束的餘波中掙扎。他談到一個朋友，大家因為她嫁給黑人而躲著她。

有一次我忘了怎麼聊到的，聊到爸爸摺布餐巾給我看。當下我摸著粗麻布感覺有點奇怪，但看到父親摺餐巾更陌生，他像一個摺紙大師一樣把餐巾摺成複雜的形狀。我非常驚訝，問他怎麼會摺餐巾，他說為了賺零用錢，好多留一點錢給在台灣的家人，他到一家中式餐館打工，在後場摺餐巾、把小醬油瓶裝滿。「超難！」他做了個怪表情，讓我們知道要不把醬油灑出來有多困難。

債務與移民

孩子雖然很多事情都不曉得，但卻也很多事情都曉得。我們父親在美國的時期，對母親來說很不容易，她非常努力工作，我和弟弟是鑰匙兒童，母親會在我們下課後打電話給我們，確保我們一切安好。後來我們才知道父親取得海外留學的獎學金，但他學成後必須返回台灣，在公部門服務幾年。他在留學時，在一位指導教授的大力支持下，獲得進入美國博士班就讀的機會，並取得全額獎學金。父親詢問台灣獎學金的主管機關是否能讓他晚一點回台，如此他就能在美國修習第一年的博士課程。

不行。

不拖泥帶水的答覆意味著沉重的代價，父親要不就是當時馬上返國，要不就必須償還獎學金加上罰款，罰款大約是獎學金金額的兩倍，這在當時一美元相當於 40 多塊台幣的台灣是很一大筆錢。就像面對所有人生三叉路口的抉擇一樣，我的父母陷入掙扎，反覆衡量短期跟長期的成本與益處。最後他們憑著信念孤注一擲，認為美國博士班的大好機會不容錯過，所以我的超人母親在城裡獨自把小孩拉拔長大，努力工作償還獎學金。我現在自己當了媽媽以後，才能體會這個任務對母親來說有多艱鉅、有多疲憊──每天背著債務度日、希望家人以後能過上更好的生活──難怪母親從來沒有放鬆過。

只有我們

在一般口語的說法中，僑民、旅外人士（expats）和移工是兩種不同的存在。有次有人問我來自哪裡，我簡短的答道：「我是移工！」對方聽了沒有惡意的幫忙補上一句：「妳的意思是 expats，不是移工吧。」這個簡短的對話讓我開始養成不用「expats」來形容自己的習慣。「Expats」這個詞雖然並非根據法律定義而來，但口語中卻加深了階級主義和歧視，代表誰的工作受到重視、誰留下來受到歡迎。這個差異在不同時區、或長或短的交談中不斷出現。

瑞士在 2014 年公投限制移民進入該國，首次有宣傳活動用了白羊將孤獨的黑羊踢出羊群的照片，當時我對照片釋放出的反移民訊息表示擔心，擔心這對我顯然不是白羊的家人所代表的意義。當時一個我認識的人出於善意，很快向我保證「不會啦，海報指的不是像妳這種在大學工作的人，它指的是其他人。」如果他這麼說是想讓我放心，我可是完全無法放心，在我看來兩者沒有區別，沒有什麼我們和他們的區別，只有我們。

「打造安全」：瑞士最大黨製作的反移民海報。圖片來源：《獨立報》Ralph Orlowski

Expats 聽起來享有特權、受到歡迎，聽起來像受到保護，不會遭恣意驅逐，像住在巴黎的海明威一樣。每次我演講時，有機會就會提到我們不應該繼續使用「expats」一詞，應該用「移工」。根據《保護所有移工及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第 2(1) 條的定義，「移工」意指「在非本國即將從事、正在從事或已經從事有報酬活動的人」──並未因為階級或工作類型而有所區別。

有時候這個說法無法產生共鳴，有時候它會在聽眾心中留下一點印象。上個月我在線上對一群挪威的商學院學生演講，談到自己對這個詞彙的解讀時，我在螢幕上看到許多人點頭。邀請我去演講的人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他之前寄給大家一篇他幾年前寫的文章，裡面提到這個恣意專斷的區別。後來我們聊到移民經驗的流動：他在學生時代一個禮拜去端盤子、洗碗好幾天，而我的父親在成名前會摺餐巾跟填裝醬油瓶。

如果我們深入探究和傾聽，就會常常聽到自己家族中艱辛的移民故事，之後才有慶祝畢業、功成名就的故事，而這些故事形塑了現代國際化的台灣。這些故事在不同的社群中出現，有些人長居海外，但心從來沒有離開過台灣；有些人回到台灣，有些人的孩子回到台灣；有些人愛上披荊斬棘才有今日的寶島──他們的生命樂章由榮耀、艱辛和移民交織而成，「expats」和移工沒有分野。鐘聲響起，我們知道鐘聲為誰而鳴，鐘聲為我們所有人而鳴。

沒有人能自全

沒有人是孤島

每人都是大陸的一片

要為本土應卯

──約翰‧多恩（1572-1631）〈喪鐘為誰敲響〉

（For Whom The Bell Tolls，李敖譯）

移工發聲

我第一次見到 Michelle 怡慧是在2018年，我在觀眾席中聽她在台上巧妙地訪問著名越南裔美國作家阮越清（Viet Thanh Nguyen），那是一場索羅斯新美國人獎學金（Paul and Daisy Soros Fellowships for New Americans）的同學會，有許多知名的美國新移民出席（我們有些人有點驚訝，想著自己到底是怎麼拿到獎學金的）。那天阮越清的一席話引起我很深的共鳴，特別是在獎學金頌揚移民卓越的脈絡下。他的問題大意是「身為移民，我們可能只當個平凡人嗎？這樣就夠了嗎？」

在過去兩年疫情期間，我常常想起這個移民卓越的問題，疫情顛覆了我們對於重要勞工的想法時，到底什麼是「卓越」？那些供應食物、外送的人呢？那些醫院的清潔人員呢？那些在養老院照顧老人家、讓他們免受疫情所苦的人呢？誰來定義卓越、如何定義卓越？是職稱、薪水、職業這些傳統的框架，還是卓越可以有更包容、更深遠的定義？

在台灣，那些來自印尼、菲律賓、泰國、越南的 70 多萬名移工呢？他們支撐半導體產業持續生產、在全台家庭中照顧長者與孩童、捕魚讓台灣擁有世界上第二多的遠洋漁船，難道他們不重要卓越嗎？他們的榮耀與艱辛呢？他們的債務與移民呢？

對許多抵台的移工來說，這個桃園國際機場的服務台是他們接觸地方當局的第一站。圖片來源：Bonny Ling

我們在《開闊之路》的「移工發聲」（Migrant Workers Speak）特輯將聚焦台灣移工，讓移工講述自己的經驗、抱負與移民旅程。這是個開始，之後還會有其他的補充，來分析移工所寫文章的元素，並在國際移民與就業的框架下探討不同面向。透過讓移工講述自己的故事，我們希望能縮減以階級和優越視角來看待移工的落差。

和其他移民廊道一樣，到台灣的低工資移工常常支付所謂的招募費和其他相關費用，以確保能在台灣就業。金額從菲律賓勞工支付的 1,245 到 4,145 美元，到越南勞工平均支付的 6,500 美元都有。移工為了支付這筆費用，預先借了一大筆錢，因為這是目前移工招募的主要體系。許多移工支付這筆費用，希望能過上更好的生活。

招募低工資勞工的體系已經存在了數十年，這和高薪資的專業移工形成強烈對比，高薪資的專業人士不須自行負擔工作招募的費用。另一方面，低工資移工除了每個月必須支付台灣人力仲介服務費之外，還得用自己每個月的工資來償還招募債務。

剋扣工資是令人不安的現實，幾乎任何時刻工資都有可能被扣除，讓他們可以匯回母國的錢變少了。這個體系雖然合法，但完全不公正，這些是最沒有能力支付招募費用的人，但他們卻必須自行負擔這筆費用。我們需要改革，需要建立一個共同的招募體系，這個體系沒有工資或階級的差異，由雇主負擔招募費用。這些不是台灣特有的挑戰，但許多人相信台灣可以協助推動新的移工招募體系，就如同台灣在亞洲進步的率先通過同性婚姻一樣。

我們努力讓移工發聲，還有很多其他的個人和組織也在努力，希望推動台灣的移工招募改革。改革從聆聽移工的故事開始，了解他們複雜的生活經歷。這是我們對那些努力工作、打造今日臺灣的人不斷的低語與認可：我們看見你了，我們聽見你了，我們可以感受到自己跳動著的移民之心。

作者

Dr. Bonny Ling（Twitter：@bonny_ling）是研究顧問機構 Work Better Innovations 的執行長，Work Better Innovations 以服務社群為使命，致力推動負責任經濟的新理念。Bonny Ling 是國際人權和商業學會（Institute for Human Rights and Business）的研究員以及國際 NGO 海上人權組織（Human Rights at Sea）諮詢委員會的成員，海上人權組織致力提升大眾對於海事產業人權侵害的意識。 Bonny Ling 博士在聯合國於日內瓦、波士尼亞、賽普勒斯及賴比瑞亞的機構服務，亦參與國際公民團體。她取得愛爾蘭人權中心的法律博士學位、劍橋大學犯罪學研究所以及弗萊徹法律與外交學院的碩士學位。她在東帝汶以及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SCE）擔任國際選舉觀察員，並經常撰寫有關人權、移民、商業責任和國際發展的文章，同時也是凱達格蘭媒體、破土、台北時報、Taiwan Insight、關鍵評論網的特約作者。

譯者

許琬翔是台師大翻譯研究所口譯組碩士，台大外文系學士。專職從事中英會議口譯及雙語主持工作，亦擔任台師大翻譯研究所口筆譯組客座講師、台北市政府公務人員訓練處英語講師 (Email: interpreter.wanhsiang@gmail.com) 。

A Broad and Ample Road

跳動著，我們的移民之心